评论：雨季莫忘沙尘 天灾还是人祸？

　　今年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地方气候异常多变、自然灾害不断，损失巨大。关于天气，成了舆论的热点。

　　这一段时间，北京雨水多起来，沙尘暴似乎已经远去，但我还是余悸不消。

　　不久前看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今年沙尘暴为何如此之凶专家会诊沙尘暴》，是

　　报道说，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一位副院长认为，“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天气和气候因素主导了亚洲沙尘暴的发生。我国部分地区有所发展的沙漠化过程虽对沙尘暴有所贡献，但它不是沙尘暴发生的控制性因素，不应夸大沙化土地对沙尘暴的影响。”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总工程师则说得更明确，“1954-2004年的51年间，我国北方地区年均发生沙尘暴天气的天数呈减少趋势”，“沙尘暴天气与土地沙化扩展没有必然的联系”，“决定我国境内沙尘暴格局与趋势的主要区域是荒漠地带，而不是干旱半干旱的农牧交错和草原带”，“不能说今年沙尘暴天气偏多是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

　　这些有着官员身份的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至少与包括我在内相当外行人的判断不一样。

　　不过，报道中，中科院的一位研究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不能因为50多年来沙尘暴天气呈下降趋势，就认为沙尘暴天气与土地沙化没有直接联系”，“虽然近50年来总的沙尘天气呈减少趋势，但其中的沙尘暴却不是如此”，“从20世纪中期以来进入新一轮沙尘暴活动的活跃期。这与我国北方地区生态恶化、沙漠化土地大面积扩散有直接关系”。

　　对于“近年来荒漠化由扩展转为减少的说法”，这位研究员也并不认同，“短短四五年时间，北方的沙化面积就来了个‘急转弯’，让人难以相信”，“在广大草原地区，由于超载过牧、开垦和开矿等人为因素，其生态状况是持续恶化的；在包括甘肃民勤在内的西北部绿洲，由于上游来水量的减少和地下水的过度利用，生态状况也是呈恶化趋势的”。

　　在有关沙尘的源地问题上，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这位副院长认为，“来自以蒙古国南部广大的沙漠和沙地为主体的源区、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的中国西部沙漠区和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主体的中国北部沙漠区的沙尘释放量，约占亚洲沙尘释放总量的70%，可视为亚洲沙尘暴的主要源地”，“中国沙化土地增加的面积不足于原有沙漠和沙地面积的10%，人为导致的沙化土地产生的沙尘对沙尘暴的贡献比例较小”。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不同意这一说法：“自2000年至今的研究结论是：在单位面积内，裸露农田对浮尘的贡献率最高，退化草地和保护性耕作农田次之，沙漠最少”。而且“经过多年的风力运动，沙漠和戈壁上的浮尘(20微米以下)比例很小”，“就北京地区飘落的沙尘而言，主要是来自裸露农田和退化草地”。中科院的研究员也认为，“据粒度分析资料，沙漠所含悬移(尘)只有0.2%，虽然面积较大，但总贡献不如尘土数量达到60%以上的翻耕农田和沙漠中的干湖盆等沙漠化土地”。

　　源地的争论，其实还是延续了沙尘暴成因的不同认识，也让人开了眼界。表面上，争论的焦点，似乎完全是专业上的争论，但以我的解读，这些争论的落脚点其实是：到底把沙尘暴定为“天灾”还是“人祸”。

　　很显然，对于全社会乃至全球都痛恨的沙尘暴，如果科学研究的结论证明：沙尘暴现在整体已呈下降趋势；其成因及其源地与土地沙化、草地退化、农田裸露等人为生态恶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天气、气候和沙漠、戈壁等非人为因素所决定，那就完全有理由把沙尘暴定性为“天灾”，而不是“人祸”，相关的部门和责任人就可以和沙尘暴频发的责任脱掉不少干系的。

　　对危害日盛的沙尘暴频发原因，现在确实需要专家和官员们给一个科学权威的说法。在科学研究上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本属正常，但前提是研究须建立在完全科学规范的基础之上，即使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影响到对一些相关部门及其工作的评价和责任的追究。

　　不过，对于像沙尘暴这样针对性极强的科研，专家们如果不能摆脱功利的色彩，特别是个人功利和权力左右，其结论一定难以让人信服；不仅如此，无论把“天灾”说成是“人祸”，还是把“人祸”说成是“天灾”，都无助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还引发新的更大灾祸。

　　现在，雨水冲走了沙尘，但关于沙尘暴的评判同样适用于洪水、泥石流等灾害。这也是我旧话重提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