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是文化最好的市场翻译

　　■学者名如秋雨■杂家如日中天

　　易中天的书卖出了奇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的《品读中国书系》当年印了1万套，2005年底增至4万套。而今年，才4个月就销出去6万套。尚未出版的新作《品三国》让35家出版社先后表示了意向，易中天和央视国际电视总公司于是决定面向全国对该书稿进行无底价竞标，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尚无先例。”

　　这足以引起继余秋雨之后的第二波有关“学术明星”非议。“学术明星”的形象是最可以指责的。它兼顾了传统观念中不能通融的两个极端概念:学术的特质在于它的曲高和寡，而明星的标志是应者如云。把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概念融合为一体显然是一种冒犯。对于从书斋中走出的文人来说，至少犯了浮躁的大忌。即使他们让学术有了“明星相”，也造就了文化普及的趋势。

　　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他在语言上的“无厘头”只是给正史里加了一把胡椒面，让它闻起来更香，而归根结底是“要让历史这只硬梆梆的冻鸡飞起来”。以前的余秋雨也一样，他以上海男人特殊的贴切感觉、精妙文字做引导，把原本喜欢酸文的女人，幼稚的学生都引到了对历史、文化的关注里，借拥趸余秋雨之机接近历史。如果没有惹人非议的“浮躁”，很多人对抽象的文化概念，对枯燥的历史永远不会发生兴趣。文化将永远保持学术特有的矜持，无声无息地躺在图书馆里……

　　无论余秋雨还是易中天，显然是入门的引导者。和中央台当初把沈冰拉到世界杯解说中的效果一样，一些原本只是喜欢看美女并不懂足球的人因此靠近了足球。从这个性质上说，无论是易中天还是余秋雨显然就是历史、文化嘉宾席上的沈冰，必然要为这种身份付出代价，其实这不公平。

　　市场化是经济领域的铁律。但是在学术领域，市场化仍旧是“浮躁”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一种曲解或者说狭隘，因为市场化代表了当下状态中公众的普遍消费、认知水准等等，也是检验一种学说现实生命力的标准。

　　学术的一贯特点是以高深莫测做“围墙”，这就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市场的监测。自然科学领域的典型例子是，一方面是学术论文层出不穷，学术投入逐年递增； 一方面是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微乎其微。在人文领域，一边是学者的等身著作； 一边是青歌大赛选手近乎滑稽的应答……无论哪种都是对资源和资本的浪费。

　　当然，学术难以市场化并非学术的问题，更多的缘于缺少“市场翻译”。易中天和余秋雨显然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是学术和市场的“信息转换站”。并不是所有从书斋中走出的人都具备这个能力，余、易二人因此具备不能替代的地位。无论是对易还是对余的审视，都应该在这个前提下进行。

　　易中天的未来不可预知，但是对余秋雨的攻击始终用对“学者形象”进行拷问，这有点像偷换了概念之后的自说自话，避重就轻。易、余二人引起的热潮反倒是评论应该反思的：如果学术早就有了翻译，早就市场化，早就轻松接受，受众也就不会饥渴如此。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