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创新少年"为啥跨不过高考门槛

　　18岁的山东考生潘立群，完成了既符合国际信号灯使用惯例，又能满足色障者识别需要的道路信号灯电路设计，获得国际中学生创新成果展评的最高奖———“最佳国际优秀项目奖”，成为本届展评获此殊荣的唯一中国选手，被誉为“创新少年”。为此，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影响了高考，以379分的成绩被淘汰出局。此前，他已获得山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7月27日《宁波日报》)。

　　这种结果在现行高考制度下似乎是合理的，但也因此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社会比较认同的高考制度，如何体现对创新价值的认同？这就涉及到：

　　高考制度决定着基础教育的方向。学习本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但在“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制度下，创造性学习受到抑制。这种统一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后，至多是知识的追随者、摹仿的高手，原创性就很难说了。有位大学校长因此担忧：我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我担心把人培养得越来越像机器。

　　高考制度引导着对人才的科学评价。好的制度设计和好的评价标准，应该鼓励学生创新，既看分数，更重创新品质，既看高考成绩，更重整体素质。但现在学生从小学起就接受应试教育，创新意识普遍薄弱。相比而言，一个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学生，要比以考试为目标的高分学生更有培养前途。

　　高考制度还关系着高校的学术权利。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权利，包括招生自主权，按照学校特色和学科设置来招生。大一统的考试招生方式，既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剥夺了高校的学术权利。往往发生这样的现象：一个大学的数学系被迫接受数学能力差的高分考生，而具有超强数学能力的考生却因1分之差被拒之门外。

　　杨振宁博士曾对中西教育作过一番比较，他认为：美国的教育对排在前面的30%到40%的学生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学生不需要按部就班的训练，可以跳跃式学习，可以自己创造出很多东西。尤其是对5%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大师有好处。亚洲的教育对排在后面的30%到40%的学生有益，因为这些学生通过按部就班的训练，可以成才。中国的学生到外国留学，考试成绩素来名列前茅，但是念书不应是学习的目的，而应是创出新知识、新体系的一个手段。以分数论英雄对特殊天才的压抑就更可怕。

　　鼓励青少年创新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我们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应当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使他们靠自己的创新力量去开垦新的处女地，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宁波要成为创新型城市，需要培养和集聚大量创新型人才。不知我们宁波的高校，有没有勇气接纳这样的“创新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