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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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2日16:57 人民网 |
被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权威带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不久就与运动发生了矛盾。另一些人如毛泽东不久证明他们自己比李大钊或陈独秀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严格行动纲领的列宁主义的含义(也可以这样说孙逸仙)。然而,毫无疑问李大钊和陈独秀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那么,回顾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他们从自觉的反传统倾向出发,都 向西方寻找真理。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那种提供包罗万象的万能的解决方法的世界观。李大钊含糊但乐观的思辨哲学的观点为他接受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作了准备,而随后局势使他的信仰达到如此坚定的程度,以至于他不久实现了与所有哲学保守思想的决裂。陈独秀将他全部希望寄托在自由的民主与唯物的科学的结合上。然而,他的热情,急躁的天性,不久就因“无神的共和主义”的无法实现而受挫。他的挫折曾经一度归结为约翰·杜威的民主概念的宽泛定义。然而杜威的单调的渐近的方案,不能以其单纯的二元论和对革命知识分子引人注目职责的许诺长时间地抗拒列宁主义世界图景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毛泽东在他的官方传记中提到他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从这时起(1920年)我越来越相信,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革命性变革。”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到列宁主义政治行动准则的唯一一个重要因素,即群众的行动必须由一个高度训练有素的党的精英分子领导。 由此,正确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救世主的启示以及列宁的具体政治纲领之后进入中国的。 [1]陈独秀在给主张社会主义的记者的回信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不适合一个像中国这样非工业化的国家。见《通讯》(《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BenjaminSchwartz,“BiographicalSketch,Ch’enTu-hsiu,Pre-CommunistPhase”,PapersonChina,HarvardUniversity1948,Ⅱ,p.168. [4]Ibid.,p.193,n.5. [5]Ibid.,p.195,n.12. [6]Ibid.,p.196,n.16. [7]参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8]参见《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9]参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10][11][12]《新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13][14]《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15]多处明确提到爱默生。 [16]《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 [17]《实行民治的基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4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18]参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 [19]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他的另一篇文章《庶民的胜利》,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20]《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5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同上书,603页。[22]《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595页。 [23][24]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11.15),见《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 [25]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p.1597. [26]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 [27]《实现民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28][29]《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30]See,DavidShub,Lenin,ABiography(NewYork,1948),p.144. [31]参见《列宁选集》,2版,第2卷,730~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3]《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 [34]载《新潮》,第二卷,第二期,1919年12月。《新潮》评论是北京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它存在时间虽短但影响很大。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任编辑的是傅斯年。 [35]同上书,207页。 [36]参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7]参见《解放与改造》,第五卷,第二期,1920年3月。 [38]参见《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一期,1920年1月。又见第七期,1920年4月。 (摘自《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1】【2】【3】【4】【5】【6】【7】 本杰明·I.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