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3)

　　正是在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气氛中，列宁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并宣布了他的救世主的启示。虽然在遥远的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在中国知识界立刻引起了震动这种说法是极其不准确的（特别是自从列宁最后胜利占领白宫之后就一直受到怀疑），但是有一个人，即李大钊立即响应了列宁的启示。

　　在李大钊1918年10月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19］，我们已经发现，

　　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李大钊接受了俄国革命的救世主的主张，但他还不是一个任何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了“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纪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22］。换句话说，他依然认为历史过程是世界精神的运动，他依然没有将“黑格尔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启示包含着接受它的学说基础。

　　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反应相对较慢，他太坚信他的民主与科学的方案，以至于被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由此，在刊登李大钊欢庆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文章的同一期《新青年》上也刊登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克林德碑》［23］。似乎是在热切等待1918年巴黎和会休战协定期间，北京民众借此机会拆毁了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建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存在长期以来被爱国的中国人视为一种耻辱。陈独秀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他对此次事件及义和团运动本身的意义的看法，他说克林德碑的确是中国的一个耻辱，但是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耻辱。义和团运动背后的力量是道教的迷信观念，佛教超自然的幻想以及儒教权力主义者的奴性。不幸的是，这些力量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活，并且仍然是进步的障碍。他总结说：“现在世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希望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24］当然，他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与其说接近马克思，不如说更接近于伏尔泰，因为没有提及外来帝国主义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即没有试图进行“阶级分析”。像伏尔泰一样，陈独秀在他的国家传统文化明显缺陷中发现了他的敌人，并且像伏尔泰一样，他大声疾呼“我感到羞愧”。

　　虽然如此，对于俄国革命的兴趣在全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深化。如果在立即接受俄国革命启示方面，李大钊是独自一个人，那么在对俄国革命兴趣方面，他不再是独自一个人。在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大国，由一小群人完成的历史巨变的壮观场面*———西方自己进攻自己的壮观场面———不会不唤起最广大范围内人们的最广泛兴趣。由莫斯科发起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攻，不一定以它们影响西方保守者的同样方式影响传统思想的中国人。相反，有证据表明，它在许多人中引起了某些补偿的热情。*赞同西化的知识分子（除了一些如陈独秀那样更极端的代表之外），对西方既是所有启迪的源泉也是中国衰落的根源这样的事实感到极大的困窘。然而，现在有可能从一个西方的角度评价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西方。结果是，当孙逸仙卷入获取政治权力的实际斗争时，他不能不对列宁的成功特别感兴趣。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真正建立之前，孙逸仙就领会了列宁的政治哲学。中国人很早时候就表现出对俄国的兴趣。19世纪著名翻译家林纾将托尔斯泰的著作译成文言文，伟大的改良者康有为被彼得大帝的个性所吸引。特里悌亚可夫（Treti-akov）在他的《谈实话，一部中国的圣经》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俄国文学对20世纪初中国年轻人的吸引力。《新青年》上也有大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及其他人的译著。这种特殊的吸引力无疑源于中国与俄国形势的某些相似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像俄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脱离农民群众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完全直接地说到了他们心里。此外，两国都遭受了一大堆相似的政治弊病。因此，在俄国进行的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无论它的性质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被思想上政治上鲜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兴趣予以研究。

　　陈独秀在他的《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文中，提到在俄国革命之后，最大的保守党进步党开始用社会主义的字眼攻击军阀。

　　在俄国革命之前，孙逸仙就形成了他的政治教导理论中政府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观点，他主张“中国人几个世纪处在专制的统治之下，长期的精神奴役的痛苦不会立刻治愈。政治教导阶段在他们的头脑中去除这种落后的陈腐观念”。在这个教导时期，相当于列宁的“职业革命者”的是那些起到启蒙和创造作用的孙逸仙称为“先知者”的人。孙逸仙所说的“先知者”是像传说中疏通九河的大禹和修建长城的秦始皇那样的人。鉴于这些观点，毫不怀疑，即使在1923年会见俄国代表之前，孙逸仙就聚精会神地关注列宁的政治方法。列宁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党的纪律的概念以及精英分子革命的说法似乎正是孙逸仙概念中所缺少的。因此断言，早在陈独秀或李大钊之前，孙逸仙就把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政治组织方法来理解并不为过。据汪精卫说，在十月革命后，孙逸仙立即给列宁发去贺电。参见YasushiOkubo，ThirtyYearsofChineseCommunism（1949Tokyo），p.31。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这种广泛兴趣最早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1918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5］李大钊很快认识到，人们完全忽略俄国革命救世主的启示可能依据的学说假说，就不可能接受俄国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研究会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同时，尽管陈独秀似乎并不积极参与研究会的活动，他仍然以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对研究会给予了默默支持。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学生，其中许多人如张国焘和当时还是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毛泽东，后来都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开始时，研究会似乎只是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是研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而变得如此重要的那个学说的研究会。刊登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专题讨论中不是充满了激烈的派别之争，而是充满了审慎和冷静的学术争论。李大钊在其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之《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写作态度更冷静。他在文章开头坦率地表露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文如下：“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架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26］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会惊奇地发现，它基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愿放弃他的人类精神是人类历史中具有创造性的主导力量的观点。他没有把俄国革命本身当作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潜能的明证来欢迎吗？他愿意承认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除非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伴随人类精神的转变，否则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是毫无结果的。（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本身将产生人类精神的转变的观点不同。）此外，在文章最后的分析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在19世纪前，宗教和政治是欧洲社会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制度的兴起，经济因素开始起主要作用，而宗教和政治被抛到背后，正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因而它们必然被认为是时代的产物，当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这些观点自然会被取代。简言之，这些就是直至1919年5月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一期上刊载的其他文章，大多数是在客观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许多在语气上是高度审慎的。人们从这些文章中很难得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这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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