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一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当陈独秀已经完全献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献身中所涉及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曾经令整个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困惑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避免性”的全部问题，曾经长期困扰列宁的如何对待民族因素的问题，对陈独秀来说似乎是并不存在的。毕竟，确切地说是逃避了曾经如此强烈地吸引他的作为所有恶的根源的资

　　由此，在1920年6月，我们发现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以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1］这段陈述表明，陈独秀并不知道列宁正在竭尽全力将“落后”地区的民族主义热情投入到世界革命中去。

　　陈独秀有关资本主义阶段及资产阶级作用的观点同样是简单的。

　　在1920年后半年，罗素和一名中国年轻的记者张东荪，在上海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主张中国所有灾难的根源在于贫穷和生产力低下，这只有通过工业化而不是通过“空谈主义”［2］才能够缓解，然而，许多人可能站在伦理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看起来好像是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实现这样的工业化。

　　这些争论激怒了陈独秀和他的年轻弟子。他激烈地反驳道：“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市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建教育、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3］他拒绝对剥削的外国资本主义与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加以区别，他说：“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4］

　　虽然如此，陈独秀的对手迫使他面对马克思主义中的“资本主义阶段”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5］他的对手还迫使他不情愿地承认：“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吾党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6］

　　由此我们发现，在服从第三国际教导之前的这个短暂时期里，陈独秀的观点最好被说成是“原始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在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出现之前，陈独秀应原本是一个本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缺少托洛茨基天才的理论推理。只是想到资本主义的暗无天日，他才献身了社会主义，只是对被迫区别外国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感到恼火，他才献身了普适的、救世主的信条。

　　在情感上说，陈独秀的基本观点与列宁的基本观点很接近，或许并不为过，列宁的一生都在与对他自身马克思主义正统信仰的诘难作斗争。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列宁赞成陈独秀对中国和俄国做简单比较的尝试。尽管高度赞扬了落后地区活跃的潜在力量，列宁仍然倾向于在总体上把沙皇俄国―――一个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人数少但充满活力的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的世界帝国―――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如果不是根本也是几乎不存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严格区分开。在1912年，列宁还在嘲笑对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看法同样感兴趣的孙逸仙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7］。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后，当列宁焦急地搜寻地球上世界革命迹象的时候，他的看法开始变化了。十月革命对亚洲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以及在印度和中国工业化社会制度的最初迹象，正在唤起其他可能性的希望。由此，虽然在1920年6月《论殖民地与民族问题》文章中还承认“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8］，但是过了一个月，在听取了印度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罗易乐观的报告后，列宁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它们帮助，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9］然而，将要注意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基于假定“苏维埃政府”已经存在的基础上的，或换句话说，是基于假定世界革命已经在拥有大城市的几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的。阐述了这种可能性之后，列宁又回到了他的论题，在半殖民地地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同盟，但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0］。这个看似清楚的论述在随后的几年中围绕“暂时的”、“独立的”这些词的含义出现了多种解释。然而，无论这个论述多么意义含糊，它都很难证明陈独秀对于中国完全自由地选择走资本主义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正确的。

　　如果陈独秀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仍然阻碍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困难，那么他同样没有意识到党在列宁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在陈独秀1920年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激烈辩论，却很少讨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毕竟，陈独秀和他的弟子们都不是过着俄国式的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应该起到的作用还需要一些时间。正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优林和马林的帮助下，陈独秀和他的弟子们才开始对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的概念有所了解。

　　当陈独秀于1919年离开北京的逆境前往上海更自由的环境时，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在上海也和在北京一样，五四运动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狂热的行动，来自西方的每一种令人信服的“先进的”学说在上海知识分子中间都会找到一派支持者。陈独秀由于在北京五四运动中的英勇表现而极大地提高了的威望，不久就使他成为上海这座城市里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若干无政府主义者、孙逸仙的追随者知识分子戴季陶，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不久都聚集到他周围。［11］陈独秀与他们进行口头上的辩论，但似乎很愿意在实际中与他们共事。他的观点很明确，“有良心的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12］他似乎愿意与所有那些赞同这个观点的人共事。由此，我们发现，陈独秀最终于1920年8月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儒家学者”组成的松散集合。［13］在北京对党组织的含义比陈独秀可能知之更少的李大钊也组织了一个由6名无政府主义者和2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劳动小组。*

　　《中国共产党简明史》，出自《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卷分册，4页。这些是1927年张作霖在搜查苏联使馆时没收的文件。虽然经常指责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但是对其中一些文件仔细调查并没有证实这个说法。凡是能够用其他记述核实“简明史”的记述的地方，每一处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然而，1920年6月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即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出现。魏金斯基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他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且被李大钊介绍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魏金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他的总部，并且立即开始了建党的任务。完全可以设想，与陈独秀的多次会面魏金斯基都是为了向他解释共产党不是致力于组织劳工的一般性任务的“有良心学者”［14］的某种松散集团。虽然如此，最终在魏金斯基的财政支援下于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十分模糊不清的集团。这种对最反列宁主义的非正统的宽容可能反映了魏金斯基可以将这些盲目的、年轻的激进分子中许多人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想法，不然它可能只反映了外国人没有能力辨别一群中国年轻的激进分子观点上的细微差别。

　　例如，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之一―――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戴季陶―――甚至在1919年陈独秀转变之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与另一名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胡汉民都在1919年年底开始在国民党的机关报《晨社》上发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然而，他们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的含义，由于它适合中国，才将他们吸引过来。正是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掌握权力的、训练有素的精英群体的主张，使孙逸仙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理论明确化，才吸引了他们。1920年2月戴季陶指出“至于说到‘革命事业’非是要革命者的团体成为有力的团体不可。……这就是二十世纪‘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15］。对戴季陶、胡汉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获得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由于冲淡了阶级斗争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真正感到马列主义可以作为他们民族主义方案的思想基础。［16］

　　*1919―1920年期间出版的一期《改造》刊载了戴季陶和胡汉民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和日本现代思想独特特点之一的保守主义马克思这种特殊现象的起源。虽然1919年10月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兆的开拓性尝试，但是1919年11月胡汉民的《历史唯物观批判之批判》一文比我们能够在李大钊或陈独秀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任何论述都更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从这个基础出发，戴季陶有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甚至与陈独秀合作在青年团中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然而，正是在此时共产国际开始宣布其领导地位，陈独秀与戴季陶之间出现了分裂。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戴季陶片刻也不能容忍外来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鉴于这个观点，戴季陶由“共产主义者”到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似乎并不像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彻底。重要的是，戴季陶后来与共产主义者的一些辩论仍然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

　　无论如何，在魏金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的知识进展很快。1920年9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在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上成立真正的共产党。［17］清除不同意见者的工作开始了。由于在不同意见者中最不服从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们发现在1920年年底和1921年年初，陈独秀的著述多数是针对这些否认“强权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18］的年轻人的。至1921年5月，陈独秀对这些年轻人令人恼火的反对意见越来越不耐烦，以至于他大声疾呼：“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的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由于对陈独秀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人生活中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传统更令人讨厌的了，因此这个指责足以反映出他的憎恶。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轻易相信善心的精英分子本身可能反映了他如此坚决否认的儒家传统的影响。或许害怕国家权力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将在中国保持一种孤立的发展，而相信掌握在“适当人手里”的国家权力能够将人们带入一个美好的社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赢得广泛和持久的认可的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生活中儒家思想传统的恒久影响。

　　在与罗素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一些人激烈的争论中，最终涌现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核心。在1921年初，陈独秀接到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为他所占据的广东省改组教育制度。陈独秀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在广州进行建党的组织活动，并且很快就组成了一个以陈公博和谭平山为中心的党小组。在北京，李大钊也组成了一个类似的小组，其中包括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和邓中夏这些后来的著名人物。在湖南省，由于大量的组织活动而颇有些声誉的毛泽东，据他自己讲，早在1920年冬季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影响下开始致力于组织劳工的活动。［20］

　　至1921年7月，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表面上有了共产党，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创造了条件。由少数人参加的这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秘密召开。然而，会议的讨论被租界巡警发觉而中断，会议代表转移到南湖船上结束了剩下的任务。这次代表大会没有保存下来任何记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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