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都“母体”孕育长征传奇

　　长征改变中国

　　重走长征路喜愿传中国

　　主办单位：南方日报战士报广东中旅广东双喜

　　大型系列报道题名：蔡东士

　　总策划：杨兴锋总指挥：王垂林

　　编者按

　　早在自驾重走长征车队兵发瑞金之前，南方日报联合战士报先期派出六路精干记者，分赴赣桂黔滇川甘陕，深入长征沿线红区，历经艰辛，跋涉万余公里，走访大量健在的老红军、各地研究长征的专家学者和红区的各级领导，力求从汗牛充动的史料中脱身而出，从“人”的视角切入，还原一个经过70年岁月沧桑而历久弥新的真实的长征。

　　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还原一个饱满的、丰富的、多样的长征史——即便无论如何也不能真的“还原”它。这是《南方日报》的品质使然，也是南方报人的文化性格与历史观的必然要求。

　　今天刊发该系列报道《长征改变中国》的第一篇。

　　史料背景

　　1934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会战遭受惨败，广昌、筠门岭、建宁等地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大门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的掩护下，中央苏区当时的领导层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包括扩大红军、补充兵员；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等。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各自战场撤离，秘密集结于都进行休整、补充，准备战略转移。

　　10月17日晚(另有资料说16日晚)至20日晚，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突围转移的漫漫征途。

　　极目望去，天高云淡，清澈的于都河静静地流淌，两岸青山绿树；轮渡，静静地泊在河边。要不是渡口边刻着“长征渡口”的石碑，很难想象如此美丽静谧的一幅图画倒退回70年前，金戈铁马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72年前，就是在这里，8.7万名中国工农红军在连续四天的披星戴月中，分六路横过于都河，开始了漫漫长征路。一个红色政权根据地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变。

　　他们中间的所有人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更没有想到，会永远长眠在异乡，永远倒在追求红色理想的路上。

　　8.7万红军家书辞行

　　农历1934年九月，时年22岁的蓝于山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红军士兵，接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命令，要求每个战士写一封信回家，信的内容不作要求。

　　这时距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赣南苏区仅10多天时间。

　　在前方战事日益吃紧之际，这个自上而下逐一传达却与战事毫无瓜葛的命令，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议论。因为在红军战士看来，出征打仗是军人的天职；而对于家人而言，每次出征打仗前与丈夫、儿子的生离死别早已是家常便饭。因此这封统一规定的家书，多数只是寥寥数语记录了当时士兵想和家人说的话。

　　“我在前方打仗，身体健康，请家里不要担心”，当年22岁的蓝于山也就是这样给家里亲人报平安。

　　“但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两年多，一走就是两万多里；这一出去，就只剩下了家中的老老少少和女人。”现年93岁的蓝于山的回忆依然清晰。而那封信，则成了很多战士留给亲人们的最后一件物品。

　　10多天后，农历1934年九月十一，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突围，8.7万名红军先后摸黑渡过于都河。后来震惊世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征程就此拉开帷幕。

　　红色政权地的命运拐点

　　中央苏区沦陷之后，陷入了“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的萧条境地。

　　72年后的今天，记者在瑞金、兴国一带赣南苏区走访时，依然能感觉到这段惨痛历史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造成深远影响。

　　至1934年11月，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对赣南苏区进行疯狂、残酷的报复。仅“赤都”瑞金全县被残杀的就达1.8万多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连国民党自己的报告也称，“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之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

　　“用如今瑞金八九十岁的老人的话来说就是，断代了一层。”

　　赣州市党史办公室专研长征史的专家凌步机教授告诉记者，红军长征之后苏区所遭受的屠戮，滞后发展至少延续了15年。凌步机教授介绍，在红军出征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赣南苏区的社会各项事业未有任何发展，其中人口方面创伤最大，作为中央苏区主体的赣南，当时总人口为240万，就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这就是说几乎全部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了保卫苏区的作战、支前的军事斗争。这使得之后15年的时间里，赣南苏区在原有200多万人口的数量上仅增加了2万多。

　　一位当地的村官告诉记者，赣南苏区一代在红军出征后，15年的滞后发展所形成的基础极其薄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近10年时间里，最初“赤都”瑞金县(1994年撤县改市)一直没能摘掉依靠中央财政拨款的“贫困”帽。

　　长征精神浴火永存

　　走在瑞金、于都，无论是县城和乡村，都不时地可以感受到“红军”“长征”给当地留下的烙印。在瑞金、瑞金县城，以“红军”、“长征”命名的市政建筑和学校比比皆是。

　　凌步机教授说，“尽管从某个角度来看，长征意味着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消亡，但红军以及长征精神对赣南苏区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在当时的苏区，在今后几代、几十代人的心里将永远刻下深深的烙印。”

　　对于中央红军长征而言，赣南苏区不仅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也是孕育长征精神的“母体”。

　　而在赣州采访的日子里，记者在和红军后代、当地百姓以及老红军的交流中，无不强烈感受到红军及长征精神在当地、在后代的心中默默地传承着。

　　赣州一位90多岁的老红军潘老的女儿潘阿姨告诉记者，曾任职赣州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的父亲，给他们五姐妹教育最多的是，不能享受特殊待遇，不能接受任何别人送的东西。她说，“1960年大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新来的保姆接收了一位兴国县农村老乡送来的两斤莲子，被父亲责备了好几天，直到家里人四处托人找到这个送莲子的老乡，并送还莲子之后，父亲的‘怒气’才平息。”

　　记者在于都“长征第一渡”，遇到一个来自湖北荆州的小学生旅游团，带队老师张小兰告诉记者，为了能够让孩子更深刻地感受到长征历史，学校特意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到红色革命根据地实地学习参观。她说，让学生从小接受红军精神的熏陶，也是红军、长征精神的传承。

　　人物对话

　　“认我半个红军就满足了”

　　蓝于山老人是我们采访中遇到的为数极少的可以和我们清晰对话的老红军。这位现年93岁的老人，经历长征有3个多月，因此现归为红军失散人员，每个月领取240元的红军失散人员补助。

　　蓝老住在瑞金市沙洲坝镇七堡村，无孔不入的手机信号还没有覆盖到这里。

　　农历1934年九月十一，蓝老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1月，随长征部队征战到贵州遵义，因负伤而寄养在当地农民家中。在多次没能找到红军部队后，于次年9月耗费两个月走回瑞金老家。

　　记者:您当时参加红军是什么时候？

　　蓝于山:1934年4月，按照当时苏区规定的参军年龄，我报名参军，当时22岁。入伍后被归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师第2团第2营第4连战士。当时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新兵还有400多名苏区的年轻后生。

　　记者:记得当时参军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蓝于山:刚刚进部队，红军部队一位名叫梁英的宣传员教全体新兵唱《歌颂赤卫军》，作为入伍仪式。

　　(蓝老现场唱歌)“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员，积极动员起来了，武装保护苏维埃，武装上前线，粉碎敌人进攻，冲锋前进，向前杀敌。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全体参加红军去”“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我们在这里，敬军礼，唱歌来欢送，祝你们前方去，消灭敌人，打起威风，瞄准了，放、放、放；勇敢冲锋，冲、冲、冲；杀尽敌人，杀、杀、杀。”

　　记者:参军之后，部队怎样培训和安排？

　　蓝于山:正式入伍之后，部队安排一个老兵带一队新兵，训练排队伍、认识各种枪以及瞄准、射击等用枪技术。在训练一个星期之后，新兵就被带着打前线(这个时候是1934年的4月，广昌会战开始，蓝老所在的部队被安排到黄陂小埠村，即今瑞金岗面村，打对面国民党军所在地的白水寨)。

　　记者:当时打仗的场面您还记得吗？

　　蓝于山:记得！我们在黄陂小埠村的20多天时间里，几乎每两天就有一仗，我们都刚入伍不久，每天一仗让我们一路提着心。

　　在打仗连连失利后，兵团一路退，一直退到福建长汀。在福建长汀朋口镇遭遇了惨烈的一仗。共10个班的红军需要对抗山头上国民党架满山头的机关枪，夺下山头。当时的国民党军太多，我们只能边打边退，一直退到水田，山头上下来的子弹，打在水田里，噼噼啪啪，像下雨，我爬到一棵树上，看到水田里四处躺着不下80多个被打伤的红军。

　　记者: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您能回忆起的当时长征途中的事情？

　　蓝于山:离开于都，带着部队发给每人两双草鞋，两套衣服，一个米袋，一顶斗笠，一床棉花毯。部队先后经过重石、版石、信丰、安源、南安、南康、桂林、桂阳、湖南、云南等地，转战到贵州遵义。

　　行军时部队士兵每天两顿吃的是野生苞谷。每人抓两把野生苞谷，在路边临时砌个小灶，把野生苞谷在锅里炒黄了，再打点水，就用来充饥，有时候来不及，就直接吃炒黄的苞谷。行军走路常常头昏脑胀、走不稳，但一进入国民党防区，还要随时准备作战。

　　记者:您回到瑞金之后，当时的瑞金是怎样的？

　　蓝于山:1935年11月回到村子里，看到村子里没有后生，都是老老少少和妇女。村里人奇怪我怎么活着回来了。我回到老屋时，老屋已经被封了，在家也不敢住，因为被杀的事情时时都有。我就带着母亲逃到当时红军游击队所在地，在一家小作坊打零散工，谋求基本生活。

　　记者:蓝老，您现在最希望的事情是什么？

　　蓝于山:政府能够认我是半个红军，就心满意足了。

　　记者手记

　　有一种关爱，是使命

　　瑞金、兴国、于都……在赣南老区数天的走访，对于关照一段特殊的历史而言，只能算是“走马观花”。即使能访谈到当地长者、地方官员等等，也只能是无限地接近历史。而那些散落在文字记载之外的人事，尚且需要利用更多的拾碎，一点点去拼凑还原。

　　在赣南老区的短暂采访，93岁的红军失散人员蓝于山老人，在高温的天气下，坐在他家依然简陋的茅房前，和我们连续聊了4个多小时。蓝老的出现，丰富了我们对70年前历史的重现。

　　“健在的老红军越来越少了”，这句从年轻的村支书嘴里出来的话，反复绕缠了我很久。我们重返征途，为寻访历史故事，为记取历史点滴，为传承民族精神，但这些一个个具体演绎当年传奇的老红军们，却越来越少。

　　一段活着的历史正在从眼前慢慢消失，我们应加倍关爱与珍惜，这不仅是对老人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拯救。

　　这是一种使命。

　　陶达嫔

　　本版专题撰文本报特派记者陶达嫔战士报特派记者雷鸣剑

　　本版摄影特派记者吴伟洪

　　详情请浏览南方网: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china05/changzheng/

　　图：

　　一个孩子欢呼着跑过“赤都”中央政府旧址门口。

　　蓝于山每个月领取240元的红军失散人员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