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的幸福“三角战”

　　香格里拉的幸福“三角战”

　　5年，吉沙村做出了自己的致富选择，他们最终没有跟随李波，而是投向了开发公司。“理智上我从来不怪他们，感情上，有时会有点受伤。”

　　一个风景美丽而脆弱的地方，在商业开发中伤痕累累，而当地人也并没有得到利益

　　有没有可能保住美丽的山水，又给那些山水间渴望着好日子的人，找一条出路？这也许是很高的目标，但是对于那么渴望发展的许多地方而言，却是不得不提出的目标。

　　本次特别报道，记录了两个理想主义者为此而努力的故事。NGO成员李波，在香格里拉。商人陈旭军，在广东南岭。

　　我们关心外来力量的存在方式。它总是强大的，它将发展成建设性还是破坏力？它如何与当地的民众、政府互动？如何处理各种法律的、人情的关系？最终能否达到多赢，而不是使其中任何一方受损？

　　□本报记者徐楠

　　5月，李波离开了吉沙村，他本想再去看看那座小旅店，但最终没有回头。

　　它很新，也很破败。一座二层的藏式房子，屋檐上有手绘的藏八宝，可是，安装灭火器的一支金属架已经掉落，门口堆满了陶瓷的电工器件，还有成卷的电缆。

　　按照李波的梦想，这个小旅店里，本该快乐地走动着吉沙村自己的服务员，吉沙人自己的会计本该快乐地点着大家一起赚来的钱。

　　李波有一个吉沙的梦：帮助村民做好一个由他们自己管理的生态旅游项目，守住神山圣湖，过上美好生活。

　　五年过去了。吉沙梦令他心身俱疲。吉沙最终没有选择李波。

　　“理智上我从来不怪他们，感情上，有时会有点受伤。”

　　“天上掉馅饼的事？”

　　第一次开会就炸锅了，一些人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竟然有人拿钱帮助他们而不要回报。

　　“在飞机落地之初，一切都是理想主义的。”

　　大培楚和鲁茸激动地和李波寒暄。他们已经等他1年了。2000年冬天，李波带他们参加了省政府和全球环境基金的一次会议，这二人的慷慨陈词令焦虑的吉沙村被更多人所知。

　　李波几年前一直在滇西北做高原植物研究，第一眼，他就为宁静的吉沙而感动。吉沙背靠千湖山，Lamudochu，在藏语里，这是观世音的千湖。千湖山拥有云南省3600米海拔以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群和最密集的原湖泊群，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八大核心区之一。千湖山圣湖也是整个中甸地区的圣地。而中甸，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1997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自助游客来到吉沙，向村民提出租马和向导的服务，村民除了给他们牵马外，还专门安排了一名导游。导游的作用不是讲解，而是监督。老人们担心游客到了山顶后去不该去的圣地，会大声喊叫，或者在圣湖里洗手扔脏物。

　　3个月后的2002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鲁茸家，他们为李波召集了第一次村民大会。人们坐成五六个“堆堆”。女人们不认识李波写的汉字，低头织着手里的毛线。

　　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自然资源管理学位的李波，带来了一揽子的计划。这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的会员和荷兰一家组织合作的生态旅游扶贫项目。第一期的内容是修建一座藏式招待所，村民所有，村民管理，培训村民开展生态旅游。整个设想中最让李波激动，也是项目最关键的，是村民自己选出管理委员会，自己组织行政和财务，让每一个资源拥有者都拥有话语权。

　　争吵立刻爆发了。村民们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些人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竟然有人拿钱帮助他们而不要回报。

　　会议持续到午夜，后来发生的事给了李波长久的感动。也成了后来支撑他走下去的瞬间。

　　大家突然看了看他，又用藏语说着什么。两个人出去了几分钟，又冲回屋，手里拿着大把的哈达。最前边的老者第一次面对所有人用汉语对他说：“李波，今天晚上我们很没有礼貌，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却给你提了很多不讲道理的问题。我们非常害羞。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谈，但今天晚上我们都想向你表示感谢和歉意。请你原谅我们。”他们一个一个走到李波面前，把雪白的哈达挂在李波脖子上。

　　“不是我们不信任你”

　　“李波呀，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要知道，我们老人是吃过亏的。”村里的老人说。

　　李波没有想到，炸锅般的争吵将贯穿他在吉沙的五年，无休无止且内容雷同。

　　3月28日第二次村民会，选举吉沙项目的村民管理委员会。有人立刻站出来义愤填膺地说着什么。李波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争吵的内容是村里前任社长因为财务不公开而积累多年的矛盾。有人建议，与其辛辛苦苦做项目，还不如把那20多万元直接分给每个人来得快，还不用担心有人在其中占便宜。

　　李波的同事小谢坐在场地中间的一块木头上，发着烧，昏沉沉地听着村民们争来吵去，听着李波来回解释“我们会培训你们自己的管理能力”，她内心的挫败感像杂草一样疯长。“我不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就差把心都掏出来了，还有人误解，有人刁难？”

　　老人们说：“李波呀，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要知道，我们老人是吃过亏的。林场刚进吉沙时，林场的领导告诉过我们：这个林场会使你们都过上好日子的。现在他们已经走了，我们的好日子呢？我们的树少了，鸟都飞走了，风大了，庄稼的虫灾多了。我们的山神不喜欢我们了，不愿意保佑我们了。”

　　1998年国家禁伐天然林，村里人也不能砍树卖钱了。年轻人对现在的日子不满意。对鲁茸来说，现在吃的和穿的都比以前好，但是“人心不如以前好了”。早年大家都砍树的时候，怎么就有人卖得多有人卖得少？准是干部或者少数人在里面偷吃了。从那以后，每次开会都有人提出这事——有了不公平的事情，就不能说什么都信了！

　　一天李波遇见了头发凌乱、神情沮丧的大培楚，他对李波有些不满，因为“村里的旧账我们不便介入，他感到我们没支持他”，而且，因为支持这个项目，他跟村里一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愤怒的妻子扑上去扭住对手，结果被打了3拳。

　　终于，8月底的村民会上，两位社长临阵倒戈了！上村社长大培楚声明退出好不容易选出来的村民管理委员会、退出项目，以证清白：自己什么好处也没拿到。

　　争吵中，柱子后面站出了下村社长拉土培措：“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州里、县里、乡里的领导跟着一起来过，就证明没有得到政府支持。另外，谁给我们来宣传法律的权利？这是非法的！”拉土培措甩手出门，临走前又抛出一个惊人的炸弹：“听说给李波的项目资金是160万，可他只拿来20万给村里！”

　　李波不懂藏语，3个月后，他才知道了160万元的说法。拉土培措做出往衣服里藏东西的动作时，李波还在嘿嘿笑着。

　　“自己搞怎么都是麻烦”

　　站在一个空荡荡的景点里，大培楚有些犹豫：“真正的生态旅游好。只怕老百姓等不得。”

　　就在两社长“倒戈”前后，开发公司出现了。

　　8月下旬的一天，李波一进村，上村社长大培楚就告诉他，村里想将千湖山的开发权卖给一家开发商子元公司，正在谈价钱。有一位路过的村民冲俩人直嚷嚷：谁要与你们做项目，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要投工投料！

　　已经很晚了，李波坚持要住到另一位社长拉土培措家去。他认为他能做通工作。第二天一大早，拉土培措就走了，他的老婆用颠三倒四的汉语对李波说：家里很穷，如果李波能帮助他们的女儿上学，或者安排在将来的项目里工作，拉土培措就会到乡政府和开发公司帮着说好话，还组织大家支持项目。李波回答：“我们一定会考虑从项目资金上给村里读书有困难的孩子一些帮助的，但是否聘用你的女儿在招待所工作应该由村民集体决定。”

　　9月1日晚上，再回吉沙的时候，鲁茸流露出的失望眼神让李波心痛。他告诉李波：他们不在的一周内，开发公司来了4次，动员村民签了合同。鲁茸忧心冲冲，他担心开发浪潮比此前的任何一次冲击都巨大，会摧毁吉沙最后的传统。李波安慰他：我们尊重村民的选择。如果今后村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我们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们一边为你们讨个公道的！

　　李波后来看到了那份合同，购买千湖山风景区域4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使用权，独家开发40年，头3年每年补偿5万元，但是没有提3年之后的财务安排。400多人的村里，四五个人按了手印，其中只有两个人识字。

　　2003年初，在乡政府主持下，李波与子元公司进行了当面对话，这是公司的要求。

　　在乡里主持的调停中，乡长要他们首先保证绝对不干涉开发商在千湖山的项目，乡里才能保证他们在吉沙做扶贫。

　　气氛很不友好。听到公司的人说，“我们公司投资多少？民间组织拿来的钱又有多少？”李波的口气强硬起来，他的朋友———澳大利亚留学生班杰明在后面扯他的衣角。

　　小谢后来说：“说来惭愧，我与社会打交道的经验还不及一个在中国混了两年的外国留学生。班杰明凭借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俊的外表，以对中国政策及人情世故的熟悉与了解，到了迪庆不久就与当地三教九流打成一片，还与政府官员交往甚密，出去调查研究，竟然能让政府为他出车子，还能拿到很多中国人都拿不到的文件材料。他时不时对我和李波一头栽在村子里日夜奔波的工作方法加以指点与纠正，同时，将某些领导的意思婉转地转述给我们。”

　　渐渐的，村里人开始把李波带来的人叫做“李波的人”，把公司那边的人叫做“公司的人”。

　　2003年4月，李波带了15个村民到四川去——他要让村民们亲眼看几个旅游点，看到吉沙被开发之后可能的未来。好的，和不好的。比如开发商提高门票过度开发、老百姓搞小旅店恶性竞争、最后游客不爱来的。

　　站在一个空荡荡的景点里，大培楚有些犹豫：“如果能好好搞真正的生态旅游，吉沙能慢慢地搞起来，可是公司已经来了，真正的生态旅游好，只怕老百姓等不得。”

　　2004年7月，律师李戚杨从昆明赶来——他通过李波得知了吉沙的故事。

　　律师：“请公司拿出相关批文，或者复印件。三江并流地区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总体规划要经过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开会了，但还没批下来。”

　　公司：“要等到国务院把三江并流这个事情呢整体规划批下来了，我们才来干，什么时间批下来哟？一年两年我们等不得哟！”

　　村子请了律师来做法律咨询这是新鲜事，中央级媒体介入了。公司提供的索道环境评价报告最终未获云南省环保局通过。这意味着：子元公司不能在千湖山上修建索道。

　　关于藏式旅馆的讨论依然车辘轳般地开着。“无论怎么解释，村民们都不相信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是这个项目的主人，他们享有一切权力！这让人一次次地为世风的没落、为我们社会的信用程度的没落感到心凉。”李波说。

　　2005年5月前后，讨论终于有了结果：对外发包。就连最支持李波的农布都说：村里人自己搞的话，怎么都是“尼亚扎”(麻烦)。

　　“提起李波，我心里很心疼的”

　　“我给李波发过几次短信，他没有回复，可能是对我们的配合不满意……提起李波，我心里很心疼的。”曾经最忠实的鲁茸说。

　　项目进村5年，以前李波来时，身边总有大培楚，现在大培楚提起他时说：“那个叫李——什么波的……”

　　2005年7月31日，村民再次开会。这一次他们从迪庆州公证处请来了公证员。3年前，还是李波的会议上第一次有了公证员，吉沙人才知道公证是怎么回事。

　　这次会议，村民们自己选出了9人组成“千湖山旅游区开发协调组”。这个小组，包括大培楚和他的姐夫，曾经支持李波的农布，李波最忠实的朋友鲁茸。

　　会议记录里明确写着：除了两个村民小组组长，“其他人无权组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两个组长的支持，李波不能再在吉沙开会了。

　　协调组第二天就上了乡政府。公司被“请”回来了，合同顺利地签下来了。只是这次吉沙人明白，签合同是件大事，搞不清楚就按手印，到头来很可能吃亏的。他们事先把合同拿到乡政府去请人参谋了。一位老人说：“这也是李波来了之后才有的。”

　　除了曾经给李波担任法律宣传员的平措，村里人都在合同上按了手印。平措是住在县城里的搞摄影的人。他大喇喇地说，“开发公司其实没啥，我们自己也可以搞一个。”

　　新的合同每年给村里的钱提高到了40万，这也是李波启发出来的。最早那份合同才5万，但是那时李波带着村里人算过一笔账：村民现在自己牵马的收入就是19万，怎么能只给5万？

　　大培楚熟练地计算出：辛苦牵马，村里每年一人100多元。现在不管老小，每个人都可以从公司分到880元，“烟都不冒”就可以拿到。

　　有了合同，公司开始修一条通向山脚的路，也很快在村里雇起了人。从重庆当兵回来的七林顿珠，现在是公司的保安部主任，他从此不用干农活，每天都穿着不沾土星的套装，鞋子白白的。他显得那样不同，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对象。“他可爱干净了”。

　　公司的人从来不像李波那样住在村里喝酥油茶，但他们给协调组的人报销电话费，说是还有误工费。

　　大培楚第一个在国道边上建起一座藏家楼，出租给外地人经营，从此每年稳获一笔收入。

　　更多的私人小楼正在冒出来，挨着路边的一线几乎挤满了新房的木架子。人们说：旅游开发了，盖个旅店好赚钱。

　　跟李波去过四川的农布忧虑地说：“这样竞争下去，我们将来，肯定就像四川龙池那乱样子。”

　　鲁茸也在合同上签了字。他已经很不好受，连合同说了些什么，都没心思去看了。“我觉着矛盾闹大了不好，都是一个村的。”

　　“我给李波发过几次短信，他没有回复，可能是对我们的配合不满意。”鲁茸咕咕哝哝地，声音小了下去，“提起李波，我心里很心疼的。”

　　李波走后不到一个月，村里人安排十几个电工住进了法国设计师精心设计的保温节能的藏式招待所。一个四川电工说：“画到处都是——在我们那里，只有庙才盖成这样。”

　　李波很怀念第一次村民大会时候的哈达。“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那是村民们以矛盾的心情向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信任的外来者表示自己的感谢。其中有不信任的疑惑，有真诚的感谢，也有怀疑我生气后从此离开吉沙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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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鲁茸的媳妇央宗。2001年，她用上了手机。现在她担忧着村子的未来。“公司如果赚不了钱肯定又跑了，吃亏的还是我们。河里的水不会倒流，树和山都毁了，我们的子孙还要在这里放牛。”图／本报记者王轶庶

　　吉沙村民们担心，公司进来后，就不让他们再给游客牵马赚钱了图／本报记者王轶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