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历史”关头

　　□姚远

　　当下，如果南京以北京什刹海、上海新天地的商业化模式来对历史街区进行旅游性开发，或如北京旧城轰轰烈烈的“危旧房改造”运动作为仿效对象，正是弃己之长、学人之短的做法。建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古老而又存活着的老街巷，不可复制，不可再生。

　　据报道，南京的颜料坊、牛市、洋珠巷、牙檀巷等23处历史街巷将在4处房地产项目中被拆除(《现代快报》2006年7月6日)。秦淮河两岸的这4片老街区，历史价值非常之高，它所带动的观光经济也是价值不菲。40平方公里的南京老城内，未改造的旧城区仅剩5平方公里。难道除了以新代旧，一拆了之，我们没有更聪明的办法？

　　弃己之长、学人之短的做法

　　就在1年前，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苏解放(JeffreyL.Soule)批评北京建筑“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认为今日那些“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却特别称赞了南京现存的历史特色。他说：“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仍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

　　古老的城南秦淮河沿岸，早在1000年前的五代就形成了今天的街道轮廓，更在宋元明清是南京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地区。所谓“十里秦淮，六朝金粉”正是指秦淮河两岸的城南旧城区，秦淮明清民居群更是传承南京历史、经济、文化、民俗历史信息的珍贵的物质载体。

　　秦淮老街蕴含的不仅仅是丰厚的文化价值。2005年，连战先生在访问南京时曾说过：“南京是中山先生陵寝所在地，对中国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具有历史联结、感情联结的地方。”妥善保护好南京的民国部院、公馆赖以存在的传统街区，使这些历史建筑物同城南秦淮老街相得益彰，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当下，如果南京以北京什刹海、上海新天地的商业化模式来对历史街区进行旅游性开发，或如北京旧城轰轰烈烈的“危旧房改造”运动作为仿效对象，正是弃己之长、学人之短的做法。

　　“旧城保护”，国际社会已有成熟的经验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华盛顿特区通过的《保护历史性城镇和城区宪章》，呼吁各国政府保护和修复历史性城镇和地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建议。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对历史城市从破坏到保护的曲折历程，但最终意识到了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特殊价值，纷纷采取各项措施保护历史城市。美国1966年的《国家历史保护法》，英国1967年的《城市宜人环境法》，日本1975年的《文化财保护法》，都通过立法来保护历史城市。特别是著名的法国1962年《马尔罗法》，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维修、改建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这条思路，对中国的历史旧城区具有极强的适用性。

　　在回顾欧洲保护古城的经验之时，还有两个有趣的特例值得关注，一个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它在战后依赖于左翼政党领导的地方政府保护了古城；另一个是波兰政府在战后对华沙的重建。前者通过与房地产商的斗争，坚决保护了古城；后者重建了华沙古城，使之成为延续波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世界文化遗产。

　　西方国家成功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是保护历史街区，总体思路是保护古城，另建新城，力求保持城市的历史风貌。这也是“梁陈方案”的精髓所在：将旧的行政、经济中心和过多的人口从老城转移到新城，既可以解决旧城的交通、居住、办公问题，又可以体现古城历史、文化、旅游的价值，新城老城并行不悖，从根本上解决老城面临的种种压力。新一届南京市政府提出要保护好老城，同时建设河西、仙林等新市区，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但具体部门执行这个决策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错失，令人遗憾。建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古老而又存活着的老街巷，不可复制，不可再生。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观念问题。梁思成先生50多年前曾说过：“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审美标准全被搅乱了，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茫然无所知。”直到今天，一些人仍然把古建筑和“落后”联系在一起，甚至包括一些职能部门和基层政府的主管领导，只觉得文物保护单位应当保留，而且是在不与城市建设冲突的时候，其他的历史街区似乎可以随便拆除，殊不知后者的文化价值更高，因为它还是活的。具备这样的文化常识，我们再来面对这个问题，答案就并不难找：城市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如何与旧城保护、历史街区传统风貌维护相得益彰？

　　我们并非没有建设性的选项

　　的确，旧城的历史建筑普遍面临着人口过多、亟需修缮的困境，相当部分的居民因不满居住现状而表示愿意外迁。但是，修缮历史街区与房地产开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旧城改造”，是在旧城区修复历史建筑，恢复社区活力，保持传统社会，使旧城区重获生机，而绝非是用房地产项目取而代之。

　　我们不妨设想，若将那些古老的秦淮街巷进行修缮，并保持传统社会风貌，从而串连起中华门、瞻园、秦淮河房等文物旅游点，必将使其成为让游客流连忘返的历史城区，胜似丽江、平遥。反之，假如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或巴黎圣母院的周围，充斥了拙劣的仿古建筑或房地产楼群，又有谁会不远万里到欧洲，去漫步古城，享受历史文化的真实体验呢？我们还不妨从旅游经济学算这样一笔账：保护、复兴传统街区的费用远低于拆除重建的巨额费用，但其结果，将会复兴城市的人文传统，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改善城市的旅游业、服务业，乃至招商投资的外部环境，其收益对象是全体公众，其回报也将远比当下房地产项目的回报更为持久、丰厚、全面、多元。现实中最好的例证是，10年前瑞典斯德哥尔摩老城改造，起初也是以新换旧的思路，最终悬崖勒马，如今，它的老城俨然成了这座城市最美丽的象征、观光客的必到之处。

　　从法律层面讲，老南京保护的问题，不是拆还是不拆的问题，不是是否在2007年之前突击完成对古都旧城区“危旧房改造”的问题，而是切实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法律规划，依法、科学、渐进的修复和复兴老城区的问题。

　　对历史街区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方式，固然部分被拆迁居民可以通过拆迁补偿从中获益，但主要受益者是进行开发的部门利益和开发商的私人利益，而受害者却是公共利益，造成的是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可挽回的损失。旧城区的保护问题，本质上是一场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乃至私人利益的博弈。

　　今天，这个大大的“拆”字，已经涂上了南京各历史街区的墙头———六朝古都已经到了“历史”的关头！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生)(P117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