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串城管事件下的城市化尴尬

　　◎前言

　　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竟然“大水冲了龙王庙”，遭到龙华街道办联合执法队30多人以“假冒”为由殴打后，并被当街将裤子扒下，扭送到当地派出所。“一家人为何不识一家人”，事件的背后如何，一时众说纷纭。本报筛选了奥一网的两篇网友评论，希望通过公众表达，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本期主持：张国栋

　　说起城管，是非太多，有网友google一下，说有数十万条，这只是有文字纪录的，没有文字、口碑相传的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每次城管事件一经披露，便有群情激奋、砖头飞舞，热闹得像城隍庙的赶集。

　　对于城管，其素质、其执法方式存在严重缺陷，而被执法对象，又是相对弱势的人群，因此每当发生冲突，人类同情弱者的天性往往会诱发对强者的愤怒，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批判城管浪潮。这是当前问题发生的重要内因。然而，还有一点是激动或者愤怒的人们往往不去思考的，就是城管这一特殊部门的产生及其问题，更多来自于外因诱导，这一外因在于中国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民进城所带来的城市化与农业社会的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冲突中，中国选择了城管作为矛盾承受者。

　　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巴黎当年也有粪便满街、污水横流的景况，经过多年的城市管理，才有今日的文明水平。城市管理一旦完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会形成某些默契和规律，达到动态的平衡，市民便遵循默认的生活原则和经济原则，市民行为成为一个相对固化的社会行为方式。

　　在近20年间，中国城市发展，农村经济在城市经济的吸引甚至是挤压下，富余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从经济学上来讲，这是一种优化配置的好方法，然而从社会学上来讲，却面临极大的压力：其一，是城市经济如何保障众多涌入农村富余人口的生存问题，其二，是粗放的农业文化如何融入城市文化，实现族群的相互认同和融合问题。

　　这两个方向本身存在矛盾和冲突。要解决涌入人群的生存问题，必须加强城市的经济能力和解决就业的能力，在当前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必然的，可以有效转化人口成为发展红利。然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要吞吐富余人口，必然要使城市更大地承受文化融合的冲突压力。而经济能力的发展，与城市环境、城市文化的软实力密不可分，解决不了文化融合，那么城市经济也要受制，这是城市发展在当前的一个显著悖论。

　　当前中国解决问题之道，是通过建立一支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来制约农业文化对城市文化的侵袭，维护和生成新的城市生活秩序。对于一些网友呼吁取消城管体制，笔者并不赞同，因为这种极端的做法，是以无序代替有序，其结果可能更糟，城市化的成果一旦崩溃，看不见任何有益的效果。以城管执法来生成城市秩序的思路，是一种现实的妥协方案，并非不正确，只是执行者和执行方法在行为过程中，常常出现严重的偏差，导致善意变成了恶法。

　　然而，即便有效地解决了执法内因问题，文化的融合也需要长期的过程，这是一种碰撞达到平衡的过程，城管执法在珠三角等外来人口较多城市是一种惯例，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两难困境。因此绝不可指望外科手术式的一劳永逸。城管的困境与尴尬，将成为城市长期的隐创而不断发作，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不止，有关城管的非议不止，直至某一天城市与农村达到动态平衡。

　　□别梦依稀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