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言说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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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学家队伍中，的确有不少人“语不惊人誓不休”，不断发表“改革中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是官员”等与百姓的感同身受大相径庭的观点，似乎也坐实了人们对于某些经济学家一些负面的看法。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经济学家的言论呢？

　　我们先不妨回顾一段经济思想史。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是很有意思的一群人。作为彻底的市场主义者，在上世纪70年代，这群“学界新锐”在经济学界表现得像一群“闯进瓷器店里的公牛”，敢于反对一切权威，敢于蔑视一切已经约定俗成的主流结论，并且在思想观点上毫不调和。

　　但在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芝加哥学派”观点的迹象。比如，这些人将“最低工资法”视为“最愚蠢的做法”，而美国《最低工资法》几乎每隔几年都会上调一次最低工资。种种事实表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对于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几乎很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经济学界，这群人及他们的观点逐渐受到重视、认可与尊敬，他们中一些人如弗里德曼等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究其原因，这大概是因为在经历了各种政策的比较与流派的纷争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对待多元化的言论，她应该做的不是简单地进行臧否，而是应该从不同的言说甚至某些极端的言说中看到其中的利益诉求，然后在其中寻找到某种平衡。

　　就拿“芝加哥学派”来说，这一学派在反对政府干预中的确表现得最极端，甚至极端到了与常识过不去的地步。但在这种很极端的背后，它也的确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担心:政府官员并非天生的道德高尚者，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也因此，这一学派尽管对经济政策影响甚小，但他们的观点使得社会大众对政府可能僭越的警惕成为常态，这就足够了。

　　对待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甚至某些较为极端的言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也应该作如是观:一方面，要看到这些言论的背后的确表达了某种利益诉求，因此，社会应该能够容纳，而且能够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对这些言论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紧张与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各利益群体表达机制尚不平衡的时候，政府决策部门在进行制度与政策设计时，在听取经济学家建言时，还要听取更多社会其他群体的言论。毕竟，如同经济学上的均衡点一样，一个好的制度与政策也应该是一种平衡，这样也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卢周来，原刊于《北京青年报》，本报有删节)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