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着单车去生孩子

　　骑着单车去生孩子

　　回忆起1976年，南方日报记者何少英笑称儿子是用泪水泡出来的

　　广州1976口述史[15]

　　讲述背景

　　1976年，30岁的何少英是南方日报经济线的记者，那一年随着周总理、朱德总司令、毛主席的逝世，她都要和同事分头采访工人和市民的反应，每到一处，就会跟着参加追悼会，也会忍不住痛哭流涕一场。那一年她怀孕了，大家都开玩笑地说，她的儿子是在娘胎里用泪水泡出来的。

　　征集线索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段特殊历史，如果你曾经是一名知青，欢迎你向我们讲述那段记忆。征集讲述人和线索。一经采用，支付线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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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审稿：

　　黄穗生(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王瑾实习生陈绮丹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严明

　　(老照片由何少英提供)

　　“我的1976

　　7月底，唐山大地震爆发了，人们好像惊弓之鸟，广州进入了防震高潮。我们住的房子是土木结构，一点点动静都会被认为是地震。最恐慌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联防队，白天上班，晚上轮流值班。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国举行了大规模持续性的悼念活动。就像周总理朱老总逝世时那样，我每天都要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企业、厂矿与工人们一起悼念毛主席，默哀、低头三鞠躬。每当看到工人们深情地怀念毛主席时，我也经常忍不住痛哭流涕。

　　转眼间到了10月15日。那晚我和同事议论“四人帮”的垮台，并计划怎么报道人们的反应。当晚快到10时，我才离开报社。当我骑着单车，就觉得肚子隐隐阵痛。我感觉到可能快要生了。晚上11时，我骑车赶到医院，一进产科，还没有躺下，医生就说不得了了，孩子已经出来了。

　　——何少英”

　　那一年总是参加追悼会

　　1976年真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在社会上感受动荡，儿子也在我的肚里感受着。人家都说，我的儿子是在娘胎里用泪水泡出来的。

　　那年1月，周总理逝世了，不久后朱德总司令逝世，举国上下深切悼念周总理和朱老总，广东省也不例外。作为分跑经济线的记者，每当重要的人物逝世了，我和同事们都要分头到广钢、广船、广重、白云机场、黄埔港等地采访产业工人的反应。那时广州市的公共汽车很少，记者外出采访，主要以单车作为交通工具。每到一处，跟着别人参加追悼会，人家默哀我也默哀，人家痛哭我也痛哭，采访完了就回报社写稿，每天都是晚上9时多才下班。

　　那时，尽管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但当时女同志怀孕可不像现在那样“娇贵”，一般不需要特殊照顾，也不好意思和别人说。我一直穿着比较宽松的衣服，加上动作风风火火，所以直到我生孩子，个别同事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挺着肚子骑车采访新闻

　　我是农民的女儿，家在白云区石井，我父亲早年双目失明，家里就靠母亲劳动挣钱维持。所以，我从小就吃惯了苦。能够考上中山大学，并当上南方日报的记者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很珍惜我的工作。怀孕的时候，虽然也有反应，但是我每天还是照样骑着单车到处跑，采访各种各样的新闻，从不要求领导对我特殊照顾。我主要跑交通线，经常要骑单车到花都(当年的花县)、黄埔港、白云机场等地采访。那时候的路可不像现在，都是弯弯曲曲的沙土路，到一趟花都要骑大半天的车。

　　上世纪60年代，南方日报在文化公园附近办公，后来搬到了东风东路，现在的广东工业大学里。所以，报社在沙面租有不少宿舍，我和几十个同事就住在一栋被戏称为“七十二家房客”的老房子里。走廊在中间，两边都是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只用纸皮隔开，上不封顶，只要站在床上就可以看到隔壁家。每家人的大门口都挂着块布，上下通透，刚好可以挡住外面人的视线。真可谓是一人唱歌，全楼享受，我当时还常常被邻居半夜的梦话吵醒。

　　7月底，唐山大地震爆发了，人们好像惊弓之鸟，广州进入了防震高潮。我们住的房子是土木结构，隔壁掉个东西，小孩跑步摔在地上，一点点动静都会被认为是地震。最恐慌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联防队，白天上班，晚上轮流值班。一有风吹草动，值班人员就吹哨子叫大家跑到外面露天的地方去。我挺着个大肚子，不但要跑上跑下，还常常要通宵达旦地值“地震班”。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国举行了大规模持续性的悼念活动。那时天很热，工厂企业不但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难得见到。几百上千人常挤在一个礼堂里开追悼会。就像周总理、朱老总逝世时那样，我每天都要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企业、厂矿与工人们一起悼念毛主席，默哀、低头三鞠躬。每当看到工人们深情地怀念毛主席时，我也经常忍不住痛哭流涕。

　　再迟几分钟孩子就掉地上

　　转眼间到了10月15日，那晚我和同事正议论着“四人帮”的垮台，并计划怎么报道人们的反应，作本地化新闻。那天晚上一直快到10时，我才离开报社。

　　报社在东风东路，家在沙面。在1976年的时候，这条路差不多是走了广州的对角线。东风东路还很荒凉。我骑着单车，下农林路、穿中山路，到沿江路。这时，我觉得肚子隐隐阵痛，我感觉到可能快要生了。

　　但我必须要先回家一趟，爱人刚好从肇庆来了广州，我要回家通知他，要不然他还不知道我去了哪儿。于是，我快速骑着单车回到宿舍，上楼的时候，阵痛越来越明显，我在门口跟他说：“我可能要生了，我先去医院，你帮我收拾几件衣服，带着脸盆毛巾到中山二院找我。”还没等他回话，我就下楼骑着单车来到了沿江路的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此时已经是晚上11时了。我把单车停在急诊室旁，护士马上把我带到产科。一进产科，我还没有躺下，医生就说不得了了，宫口已经开了，孩子已经出来了。她们马上戴手套帮我接生。没费什么功夫，我的儿子就生出来了。

　　这时，我爱人也赶到了医院，医生把孩子抱给他，同时指责我：“你怎么搞得这么危险，再迟几分钟孩子就掉地上了！”

　　产后自己照顾自己

　　我生孩子的消息传得很快，同事们听说后都很“震惊”：头天晚上我还和他们一起讨论报道，第二天我就生完小孩了。那段时间，大家都说：“何少英骑着单车去医院生孩子，新闻记者出新闻了。”第二天，好几个女同事到医院来看我。他们开玩笑说：“你小孩是不是太高兴了，太激动了，巴不得早点出来看看‘四人帮’倒台啊？”

　　我的孩子重5.2斤，因为在怀孕的过程中，我参加过数十场追悼会，泪水灌了一肚子，加上天天忙碌，开始时个别同事还担心孩子会有问题，一个女同事到医院看我时，急急忙忙帮我数孩子的手指和脚趾：“哈，都10个，不多不少。”

　　那时候，产假是56天。爱人忙着搞调动的事，婆婆在工厂上班，我妈妈又在乡下照顾爸爸，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生完孩子后没过几天我就骑单车上街买菜了。

　　物质缺乏的年代，我和婆婆、女儿一家三口户口在广州，加在一起每个月只有几毛钱的鱼票，能买两三条小鱼。传说鱼腥有助于哺乳，我的邻居同事们吃鱼的时候，常常用个小碗，把鱼头、鱼鳃、鱼肚和鱼尾盛着给我送过来。我拿锅煎一煎，下一碗水，就这么喝下去。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可在那年头，却是非常大的人情。

　　现在，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不仅身体健康，头脑也算“精灵”。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国营单位，自己出来干“个体户”，现在已经是一家通讯公司的老板了。

　　图：

　　讲述者：何少英

　　南方日报地方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1997年2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右二)为何少英(左二)签名。

　　儿子两个月时的照片。

　　上世纪70年代何少英骑单车下乡采访。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