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记者救助杀人嫌犯凸现道德进步

　　7月25日，郭宝尚在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救治需要医药费，但嫌犯亲属说家庭贫困，出不起；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拒绝出；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也不出。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此举见报后，却引发各方争议。（8月2日《河南商报》）

　　面对一位危在旦夕的杀人疑犯，救还不是救？政府部门对此相互推诿撒手不管，而作为一位社会个体的新闻记者却铁肩担了道义。尽管他此举遭到了众人的非议，但从个体道德角度来看，值得肯定和褒扬。

　　仔细斟酌公众指责的理由，不外乎就是救助重伤嫌疑人应该是政府出面，而非记者的事。其实，这种观点本身就显得幼稚和片面，也可说是陷入了传统定性思维上的认同错位。

　　不错，实行重伤救治应该是政府公共行为。可事实上，在公共服务滞后且出现空白的情况下，重伤病人的生命是否得到有效救治，这是社会对每一个个体的道德考验。在此，白润岱是一名记者，但他更是一位公民，不管他是作秀，还是自发地救助，都反映出了其社会道德上的高尚。倘若这是作秀，也是社会所需要的。

　　回过头来看，公众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救助对象的身份。假如白润岱救助的对象是其他公民，大家还会说其“作秀”、“不值”？这就反映出了一些人生命意识、法治意识的缺失。当法律未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之前，其生命受法律保护，享受法律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力，而非遭到社会的恶意抛弃。

　　可以说，公众的指责恰是屡遭社会诟病的“见死不救”的现实反映，尽管反对者能够找出多种理由为这种行为辩解，但其骨子里潜存的还是那种冷漠看客的心理在作怪。社会倡导见义勇为，只要法律承认其生命，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熟视无睹，这是社会道德进步的基本要义。

　　其实，在这起事件中，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是当地政府的无助行为，正因为他们的救助不到位，才使得社会个体为这种政府救助“买单”。正如网友所评论的那样，这是“道德的进步，社会的退步”。

　　白润岱的行为无可指责，社会也需要更多的白润岱们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