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徐九经升官记》的几句唱词：“眼看不该升官的都升官，我这该升的只有梦里跳加官。原以为此番升官能做个管官的官，又谁知我这大官头上还压着官。”谁该升官，谁不该升官，历来是当官的说了算；官由谁管，谁来管官，历来也都是当官的事。浙江近日出台了考核干部的新办法，新增了“民意调查”的内容，调查对象是来自基层的“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根据需要也可以增加来自基层的其他人员，参加人数一般不少于150人”，让这些能够代表民意的群众直接为干部打分（8月4日《人民日报》）。此举动作不大，
但是意义不小，值得击掌喝彩。
根据王学泰的研究，明清两代有资格考核知县的，首先是知府，此外，还有省里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其实，最了解知县的，是他治下的“子民”，但“子民”们却没有监督父母官的权力，就像“子不言父过”一样。如果“子民”敢于越级状告知县，那有可能是杀头的罪。清初发生在苏州的“哭庙案”，就因为一帮秀才借着为顺治皇帝哭灵，控诉了知县的种种不法之处，结果不仅没有告倒知县，反倒丢了这帮秀才（包括大名鼎鼎的金圣叹）的命。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两人被知县冤枉，杨乃武的姐姐要给弟弟申冤，告到刑部，但不管道理对不对，她要告自己的父母官，就得先滚钉板。由明清上溯，考核官员的事，向来只由黜陟使、观察使、功曹史、考功郎中……之类的官员来承担。千年而下，宗法社会的体制，决定了“子民”对当官的没有置喙之权，当官的也就只须向上负责。
以往组织部门考察市、县领导干部，也只有“民主测评”和“个别谈话”两个环节，基层老百姓几乎没有发言权。浙江在完善这两项传统考核内容的基础上，引入了“民意调查”，变“官评官”为“民评官”；而且，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家庭收入、道路交通、入学、就医、环保、社会治安、扶助困难群众等21个民生指标，让参与者能够根据他们的亲身感受来评价干部，避免了流于形式。有了这样的“民意调查”，只知向上负责的干部，就得同时学会向下负责。这在干部考核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按理说，党的意志，政府的职责，人民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从这一点说，不应该有什么矛盾。但在实际工作中，上级的要求与群众的需求，也会出现矛盾。三年困难时期，上面需要放卫星，下面需要吃饱饭，有些干部，为了放卫星，就不管群众能不能吃饱饭。这曾有深刻的教训。一切不讲实效的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都是只图向上负责的产物。更尴尬的问题是，群众连饭也吃不饱了，干部为什么却不担心自己升迁？群众对形式主义、面子工程怨声载道了，为什么却不影响干部对自己政绩的信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干部的政绩考核，不在乎群众的感受，群众在干部的政绩认定中，没有话语权。能不能当官，群众说了不算；官当得好不好，群众说了也不算。试问：在这样的用官、管官的体制中，干部有什么必要去关心群众的痛痒呢？
现在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干部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干部工作的好坏，自然就得听听人民群众的感受；现在讲“以人为本”，这个“本”也应包括干部考核的根本，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本该决定着干部工作的优劣、功过。干部的评价权如果真在群众手里握着，干部恐怕就不敢无视群众的痛痒了。要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有制度保障，“民评官”所保障的，正是这样的血肉联系。从“民评官”开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为“民选官”作准备。为这一制度击掌喝彩的理由，就在这里！
稿源：红网 作者：慕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