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法治原则要求警察出庭作证

　　《新京报》报道，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与市检第一分院在一份会议纪要中首次确定，在一审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中，遇到某些情况，负责侦查工作的警察必须出庭作证:若被告人提出侦查中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侦查问题，所涉及侦查人员须出庭作证；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相关人员应出庭作证。

　　司法活动的中心是法庭审理，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生命或自由，就是由法庭的辩论过程所决定的。因此，被告人有权要求一切有利于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也有权要求与一切提出对自己不利证据的人质证。而最主要的证据，通常是由警察提供的。因此，在主要法治国家，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警察都有出庭作证的法律义务。在英美，警察经常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也可以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传唤某个警察出庭质证。而警察出庭与普通证人一样宣誓，接受辩护方的讯问和质证。否则，警察可能构成伪证罪或者妨害司法罪。在法国、日本及中国台湾这样的大陆法司法体系中，辩护方无法像英美法系那样要求与警察质证，但法官可以视审判需要传唤警察出庭作证。

　　但在中国，警察出庭作证却十分罕见。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调研，在全部警察当中，有96.8％的警察从未就自己办理的刑事案件出庭作证。假如审理中法官发现有些问题确实需要警察来回答，公安机关也多以单位名义出具“情况说明”，如“关于抓获某某情况的说明”、“关于某某投案自首情况的说明”等，侦查人员个人并不在这些证词上签名，也不会接受辩护方的质证。

　　这样的做法，导致了法庭审判缺乏必要的权威，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受到损害。其实，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则，任何证人都有义务向法庭提供相关证言、证据，警察自然也不例外。但长期以来，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行政权一枝独大，司法权、尤其是法院的审判却得不到足够重视。人们更多地重视打击犯罪，而忽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法院也是打击犯罪活动的机构。因而，公检法之间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一种监督关系。

　　这样，在法庭上，检方与被告人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检方出具公安部门的证据，被很自然地认为是可信的，而被告人则没有资格要求与侦查人员对质。侦查所获证据在法庭上几乎不会受到法官的认真审查，这对被告人当然有失公正；反过来，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警察在侦查阶段疏于自我约束，因为，即使是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言，或者通过不合法途径所获得的证据，也会被法官轻易认可。

　　这当然不利于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近年来，若干具有创新意识的法院在尝试传唤警察出庭作证。去年10月媒体报道说，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贩毒案件时，不再采纳侦查人员的“情况说明”，而是要求侦查人员直接出庭作证。

　　警察出庭作证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从而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更充分地显示程序公正，让司法赢得人民的信任；当然，警察出庭作证也有助于抑制警察在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行为，通过司法活动施加的影响，规范警察的执法活动。

　　警察出庭作证还有助于渐进地从制度层面上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法治意味着法院之治，法官之治。只有法官有权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当因为其违法活动遭受国家的惩罚。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所获得的证据、相关人员所提供的证言，必须接受法官的审查。反过来，法官为了保持其公正性，也必须确保检察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并充分地提交对自己有利的一切证据，对于己方不利的证据则有权与对方质证。如果警察不出庭作证，意味着警察提供的证据天然就是正确的，法官无权对其进行审查。这意味着警察分享了法官的部分责任，对于被告人来说，这当然是不公正的。而一个法官权威受损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

　　其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本已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北京法院、检察院的规定限制了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但其约束力似乎更强一些，法院似可强制传唤警察出庭，而不再只是“通知”其出庭。法院、检察院如能沿着这个方向推进，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当起到一定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