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历史中密集的政治进程凸显了代际的差异，几乎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政治的风向中寻找自己的代际坐标。似乎每代（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没有人能够逃避历史强加给他们的规定性成长。于是，在历史的策动之下，国人的集体记忆十分发达。而政治布景的频繁置换，又使这种集体记忆以代际为单位分别配置。这就是国人有着鲜明的代际认同感的原因。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处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历史版块的夹缝中，是大历史的宏观叙事向日常生活小叙事的过渡体。他们不像上面一代那样依靠政治意图来紧密结盟，形成一种没有个体差异的观念谱系，也不像下面一代那样各自为政。其实，这代人是极度矛盾的，因为他生在现代中国变动最快的年代，这个年代刚好横过他的整个成长阶段。一开始，他保有纯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他相信善良的价值，并且这几乎成了他在各个时期安身立命祛除不尽的底色。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再到90年代，刚好是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成年，他在成长过程中所一点点改换、一点点建立的价值观，又在这成长过程中随时地一点点地蚀落。所以他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相信着什么，同时又不信着什么。在思考和抒情中，他会一边建立，一边拆除，既保有价值的认定对高尚的敬仰，又对这种认定和敬仰保持距离。也就是说，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原则，又抗拒着宗教式的迷狂。他们对待理想的底线和上线的态度都十分谨慎。朱迅说她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段痛苦得直不起腰的日子”，即使如此，她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做人和从艺的底线。这实际上显示了她的代际标志。同为70年代生人，她与卫慧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也是我们不能完全根据时间划代的原因之一。）这表现在民族主义、性、家庭等观念上。集体记忆的瓦解是从70年代中后期这代人开始的，他们开始从整体的板块中游离出来，并通过个人的释放获得了快感。集体记忆分散成各不相同的个人记忆，他们踏上了失去共同记忆故乡的不归路。
当一个人以社会人的身份出现时，必须向社会出示有关的图像。时代给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口令或者密码，只是我们常常忽略。哈布瓦赫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回忆，是因为受到别人的刺激，一个人的回忆常常要借助别人的回忆，进而提出一个记忆框架的理论，他说：“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生长的人，他们拥有共同的记忆框架，他们的记忆是可以相互交换的，或者说，他们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符号，彼此通用，如果再跨一个年代，比如与80年代生人之间，这种符号将无法通行。而许多上一代人的经历几乎都被封锁在下一代人的记忆中了，茫然无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同代人的记忆全部是重叠的。这代人在共同的时代主题下恰如其分地保留了个人叙事的可能，并因此成为生活丰富性的目击者。
被时代推着走，同时保有着鲜明的自省，是这代人共同特征。这种自省常常由个人推及群体。他们由个人立场出发，注视集体经验；又透过集体记忆，判断个人的立场。忠诚与背叛、信任与怀疑、激情与沉默、理想主义与反理想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巨大的矛盾性是时代赋予这代人的烙印，也是给他们的礼物。对所有的困惑与难题，他们不会轻易给出结论，这使他们的思想时常处于警觉状态。而最后的集体记忆，并不是某一代人寻求安全的温床，而是将在未来某一时刻照亮内心的灯盏。
（《说出来就过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定价：25元）
作者：祝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