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岩：“沉下去”的新闻人

　　华岩，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资料照片）

　　聚精会神地整理议案

　　旁听庭审

　　今年全国两会时，与老朋友合影（资料照片）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华岩，是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从事新闻工作36年来，那种“沉下去，沉得更深些”的新闻职业操守，让他能够脚踏实地地去体察民情、关注民意、反映民声，这些恰恰是一名人大代表必备的基本素质。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忙于调研、考察、参加座谈会、接待群众来访、咨询相关专家、撰写议案，自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华岩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Ａ“扫盲———复盲”，他为民工子弟忧心不已

　　“现代文明城市可能在制造大量的文盲！”这是华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抛出的“炸弹”。他所说的可能成为“文盲”的群体指的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其子女就学难的问题日益凸现。

　　通过到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调查，华岩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说，现在农民工的孩子有几百万，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适龄儿童，如果他们错过了机会，读不了书，今后想补都补不回来。要是还不进行紧急“抢救”的话，将来他们就会成为文盲、半文盲，一旦加入劳动力大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没什么文化的建设者。“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华岩多次呼吁。

　　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有的地方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上海出台规定，允许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学习。华岩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很高兴，但跑去一了解，他再也笑不起来了。

　　实际上，很多农民工并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到这些学校学习，原因很好理解：一来城市里的公办学校收费太高，他们交不起钱；二来城里的孩子歧视农村学生，这让他们的子女精神上有压力。华岩为此感到很伤心，他告诉记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风真是害死人！”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受教育问题很让人着急，那么，留在农村的那些孩子又是什么状况呢？华岩说他将继续关注这一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

　　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他发现虽然各级政府都重视适龄儿童包括农村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但是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儿童，成年后却因长期“阅读空白”，结果经过扫盲后又复盲。这倒是华岩所没有想到的。

　　去年夏天，华岩代表走访了安徽省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村，发现那些地方几乎都是“阅读空白村”。在农民家里，除了孩子的书包里有几本课本以外，几乎看不到一本图书。

　　今年春节前夕，华岩又走访了安徽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村，对一个行政村以及居住在那儿的42个农户作了调查，发现全村没有一个图书室、阅览室，多年来，村民没有一家买过图书。

　　“阅读空白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复盲。原来读过小学、初中的农民离开学校以后，由于长期远离书籍，长久不看书报，渐渐地把在学校学到的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都忘光了，重新沦为文盲或半文盲。”

　　华岩叫村民写一张简单的收款收据，大部分人根本写不出来；再叫他们读一段报纸上的内容，他们表示不是不识字，就是看不懂文章的意思。

　　“都说要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但农村义务教育好不容易普及起来的成果就这样流失了！”华岩很痛心。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复盲和新增文盲100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阅读空白”造成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华岩郑重地向大会提交了自己《关于解决农村复盲问题的建议》。

　　Ｂ生活水平下降，他为失地农民寝食难安

　　华岩焦灼的目光注定是离不开农民的，他平时接访的大多是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那是一群土地被征用而又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不到位、生活失去依靠的农民。

　　2003年、2004年两年间，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一度十分激烈，华岩接到情况反映后前去调查。他发现某地方政府在征地操作上非常不规范，在给予农民补偿上非常不到位，尽量压低补偿价格，甚至不给补偿。到安徽省以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调查后，得到的结论也同样如此，商业性开发用地采取公益性开发用地的补偿价格来安置被征地者，这其中形成的巨大价差大部分被政府拿走，失地农民所得无几。在江南的一个城市，华岩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征地后开发所得收益的90％被政府拿走，剩下的10％才分给被征地农民。

　　华岩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中国农民比较善良，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相当感谢，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者，本应保护农民的利益，监督规范土地问题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但为了地方利益，他们却直接充当开发商，出面签订协议，广大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和不平等地位。在一些地方，卖多少地，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补偿多少，怎么补偿，都不公开，不跟农民商量，把农民完全排除在外，剥夺了农民享有的多种合法权益。在不少地方，农民被征地前还有生活来源，被征地后便失去了生活来源，成了新的“城市贫民”，有的农民获得少量一次性补助后，坐吃山空，很快就返贫。有关调查显示，46％的被征地农民在丧失土地以后生活水平下降。

　　想到这里，华岩再也坐不住了，他奋笔疾书，一口气列出了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八大原因，比如立法思想、立法步伐滞后，征地程序忽视农民意愿，安置责任不清、安置方式不明，征地补偿及安置标准偏低等等。

　　他认为，我国现有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据估计，今后全国每年至少还有300万农民被征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已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来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华岩写出了关于尽快制订《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法的议案》，提交给了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该议案被大会采纳。

　　与此同时，他已经连续两年向大会提交了《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议案》，他还准备明年再次提交这方面的议案，期待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土地资源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Ｃ老人与孩子，时常“咬”着他的心

　　2005年初的一天，华岩看到一篇探访北京部分养老机构后写成的报道，其中反映了不少老年人在养老院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他感到很震惊，专门到江苏等地的敬老院、养老院去调查，得出的结论与报道反映的情况差不多，老人们在养老院里面的确过得“比较悲惨”。

　　全国有多少老人在养老院里过得不舒心？华岩决心“跟进”这个已被人遗忘的“话题”。

　　他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董之鹰研究员写了封信，希望了解相关情况。董研究员很是热情，不仅给华岩提供了大量资料，而且还从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并特别指出在机构养老方面，我国的立法是个空白。

　　华岩接着又走访了安徽省老龄委、省民政部门，还同一些市、县的老龄工作者进行座谈。他们也都反映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老年人很难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于是，《建议尽快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议案》很快在他手中挥就，提交后被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采纳。

　　养老院里的老人们让华岩牵肠挂肚，而另一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的命运也时刻“咬住”他的心。

　　华岩请教有关专家后得知，家庭暴力是儿童最常遇到的暴力伤害，童年时期的虐待经历与青少年时期的抑郁情绪、自杀意念密切相关，与吸烟饮酒、打架斗殴、过早的性生活等危险行为的发生也密切相关，家庭暴力已成为诱发未成年人产生暴力倾向、走向犯罪的突出因素。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华岩想到了必须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这些不幸的儿童，但他仔细研究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后发现，这部法律规定得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缺乏责任主体，法律后果也不明晰，而且有些规定也不健全。比如该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但在剥夺了父母的监护资格后，这些孩子如何安排？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依民法通则处理，而民法通则规定的最后救济途径是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承担监护职责，这在现实生活中明显缺乏可操作性。

　　关于如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华岩作了很多调研，他认为在该部法律中应增设有关防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条款，界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和形式，明确干预机构和干预措施，同时还要建立国家监护制度，注意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刑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从而形成法律合力。

　　在此稿即将定稿时，记者打电话给华岩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听我所写的具体内容，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他一再谦虚地表示：“多为弱者说说话，这是一名人大代表应尽的义务。”

　　记者手记

　　连线远方

　　8月3日下午，记者打电话给华岩代表的时候，他正在奔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途中。华岩此行是应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邀请，专门到山西和内蒙古等地考察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还记得今年7月初，记者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巧遇到他，他当时正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召开的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座谈会。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忙于调研、视察、参加座谈会、接待群众来访、咨询相关专家、撰写议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华岩的生活愈加繁忙。

　　华岩是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其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写过不少名篇佳作，其中占据多数的是为普通老百姓、为弱势群体鼓与呼的作品。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他的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了。

　　我曾经问他新闻人的身份是否有助于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他爽朗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资源，有利于在第一时间获得资讯、真切地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另外，那种“沉下去，沉得更深些”的新闻职业操守，又让他能够脚踏实地体察民情、关注民意、反映民声，而这些恰恰是一名人大代表必备的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