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神话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王铭铭

　　要获得“文化自觉”，人文知识分子有必要抛弃“去神话主义”(用历史主义思想消灭神话思想)，尊重神话的原来意义，对我们祖先的神圣世界给予更内在的理解。

　　神话是思想与艺术之源，在人类文化遗产中，是珍宝中的珍宝。要留住神话，就要

　　两年前，已故神话学家袁珂先生之名著《中国古代神话》一书再版，出版社约我为之作序，诚惶诚恐中，我对于这部影响过我这代人的著作，隐讳地表达了以上态度。中国神话的文献记述极其丰富，在我们民间的口承传统中，神话也代代相传。袁先生的书，对古代中国神话进行了梳理，使我辈有可能全面了解老祖宗灿烂的想象世界。神话主要发生于文字产生以前的所谓“史前时代”。自人类发明了文字符号以来，神话便接受了文字史的“大浪淘沙”。结构主义神话学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是神话的敌人，人自有了历史时间的自觉以后，便将神话抛在脑后，进入了一个有“时间走势”的轨道。袁先生用历史的方法，将古代神话兴起的因果关系呈现给我们。在这方面，袁先生的建树确实应当得到承认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古代神话》这类书，却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最主要者，莫过于误将产生于现代历史时间观套用于解释古代神话的“混沌状态”之上。为神话的想象与神圣空间寻找“历史根据”，恐是多数神话学家毕生之所为。于我看，如此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历史行进的速度越快，人对于神话世界的“稳定性”越是怀念。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停止于神圣空间中的神话，意义恰恰在于为不断向前行进的直线时间提供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不能不说，袁先生的著述，也是“怀念”和“反观”的方式之一。然而，如其他多数中国神话学家，他将神话还原为“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古代中国人的“劳动史”)，将神话人物的神圣性归结为历史人物的实在性。袁先生就此以现代思想“格式化”了神话思想。

　　我对袁先生的“意见”，不是针对他个人。于我而言，用受现代思想沾染的“历史编年学”来清除神话的想象力与精神内涵(如牵强附会地将神话传说回归于所谓“真实的历史”)，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是中国人文学者的自视为高尚的志业。最近，保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大了起来。过去，我们习惯用文字和实物来对诸如神话这样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行“符号暴力”。新概念，有助于使我们更加珍惜曾被我们遗忘和排斥的古老遗产。然而，怎样才能真正保护遗产，而不至于使之再度成为形式主义的牺牲品？我们有必要对以往学者思考问题的方式进行重新评估。

　　21世纪，中国人文科学面临着一个“文化自觉”的新使命，为了承担这个使命，人文知识分子有必要对此一“事业”进行反思。我以为，这个值得反思的“事业”，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去神话主义”(用历史主义思想消灭神话思想)。要获得“文化自觉”，知识分子有必要抛弃这一“主义”，尊重神话的原来意义，对我们祖先的神圣世界给予更内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