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懋功会师1935年6月)

　　200多年前乾隆为战死抚边的大将军温福立下的大碑，70年前成了红军标语牌，“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的老人使红军在抚边的历史重现天日

　　沃日乡河对岸，古老的高碉显得特别突出

　　达维会师碑前，几个藏族小孩在此玩耍

　　小金会师广场上的休闲区，丰富了藏区人民的生活

　　山沟下的达维桥见证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合

　　小金红军懋功会议会址

　　刘兴海的后人拿出珍藏多年的红军刀

　　香港长征步行团接受沿途人们的祝福

　　中央机关进驻抚边时，留下的作战武器从芦山飞仙关到夹金山王母寨，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称毛泽东叫“毛大爷”。我问他们，怎么不叫毛主席或毛泽东呢？他们说不，只有叫“大爷”才觉得亲切，他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个长辈。

　　70年后，夹金山上，数百藏族民工正光着膀子碎石修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就是毛大爷！”修路的工头咎日兰嘎说。

　　400多官兵长眠夹金山上

　　1935年6月11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2师4团在师长陈光率领下，抵夹金山下的硗碛藏寨。12日，红4团胜利翻过夹金山。13日，毛泽东及中央机关抵硗碛，在夹金山下一块平地上（现叫誓师坪），红军领导为成千上万的战士作翻越雪山的动员。

　　由于衣衫单薄，这些南方来的战士作了必要准备，海椒、树皮、干竹子、棕皮等凡能御寒的东西尽可能收集。14日凌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喝完硗碛藏胞熬制的海椒汤，顶着星光向海拔4114米的山顶王母寨进发。行至夹金山最高也是最长的五道拐时，太阳突然消失，霎时雪片纷飞。全军将士奋力攀登，但仍有400多官兵永远长眠夹金山上。

　　71年后的5月下旬，我们离开硗碛，开始爬山。

　　夹金山的原始森林一层层往上延伸，偌大的山林见不到一个人影。多少年来，青衣羌人、藏人、商人、僧侣、马帮从这条路上走过。作为茶马古道北线的唯一通道，夹金山并非蛮荒之地，文明的足迹早就印刻在这里。

　　山势渐高，路况愈差。上行至海拔3000米的波日沟，始见修路工人。原始森林在身边顺山势逶迤起伏，无边无际。再上行，路旁悬崖嵯峨嶙峋，成吨的巨石悬在头顶。一个叫刘富强的藏族路工告诉我，他们都是从小金过来的，“在这样的高山上，只有我们才能劳作自如。”这是实话，此时我已感胸闷如堵，但藏工们照样挥着大锤，砸得正欢。

　　海拔4114米的王母寨，是公路通过夹金山的最高处。山顶残存尺余厚白雪，气温零下5摄氏度。

　　曾见证两大红军主力会师

　　懋功的山川，曾见证两大红军主力会师的欢愉。

　　小金县民国时叫懋功。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2师4团翻过夹金山，在懋功达维桥上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25师74团胜利会师。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领党中央、军委和直属部队进抵达维。

　　会师当晚，两个方面军在达维喇嘛寺前的一块开阔地上，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毛泽东、朱德、25师师长韩东山等分别讲话。全军同声高唱由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歌》，庆祝大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红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而实在的。斯时，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愿望：两大主力会师了，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力量。徐向前就建议将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几经周折，这一建议得以实现。

　　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情谊。过雪山时，邓的马死了。会师后，邓见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傅钟慷慨地送给他一匹马，还有衣服食品。邓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对子女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懋功历史悠久，民风剽悍。长征期间，这里有1000多藏羌儿女参加红军。1953年更名小金县，现全县幅员5583平方公里，人口7．7万。红军曾翻越其境内的三座雪山：夹金山、梦笔山、巴朗山。我在大小金川行走，除红军故事外，听当地人讲得最多的是“乾隆爷打金川”，200多年过去了，往事就像铬铁一样烧刻在一代代金川人心里。

　　1747~1776年间，这块大地上曾发生清乾隆帝两度用兵大小金川之战。战事前后逾20年，清廷为此调兵18万人，拨饷7000余万两白银。特别在二打金川中，清兵阵亡13731人，其中官员908人，伤者无数，耗银6160万两，米296万石，火药427万斤，铅铁炮子弹300万斤，调派民夫46万人，使征金川之战成为乾隆十大武功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战争。

　　2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小金是个啥模样？

　　它们记述着小金的沉浮

　　站在夹金山海拔4114米的王母寨垭口，山脊两边的气候反差明显。往宝兴方向看，灰云低垂，天地浑沌，雅安雨带一直从四川盆地顺山谷延伸到此，被夹金山堵住了北去的脚步；往小金方向看，蓝天白云，山谷中森林成片。

　　小金地处青藏高原东缘、邛崃山脉西侧。这里沟谷纵横，褶皱强烈。北部虹桥山海拔5200米，东部四姑娘山6250米，一般山脊高达4500米。河谷地区多在3000米以下。

　　从夹金山下行约30公里，即到达维桥，现称会师桥。这是一座圆木结构的木桥，始建于民国初年，后多次维修。

　　从达维到小金，公路坦露在太阳下。两岸高山几乎是光的，树苗和庄稼在热风中摇曳。数小时前，在夹金山顶我还穿着防寒服，此时脱得只剩T恤。急驶中，一座高碉突然出现在河对岸。问路人，知已到沃日乡。沃日为鄂克什土司领地，因帮助过清军，受到乾隆册封，赐杨姓，袭23代。沃日乡现有人口三千余，大部分是藏族，以务农为生，与汉人几乎无区别。

　　沃日高碉呈四角形，坐西向东，四角作攒尖顶耸方，有13层，通高37米，碉门距地面4米。碉楼旁是原土司杨春普的经楼，5层，每层有飞檐，楼已残颓，但仍可看到雕饰的门窗和房檐下的斗拱。碉楼旁边的民居前，围坐七八个妇女，着汉人服装，用藏话快活地说笑着，正做针线。

　　此时，太阳将山谷照得如红铜浇铸，热风依然。实际上，这条河谷无论200年前还是70年前，对中国历史都是很重要的：达维桥、喇嘛寺、古战场、沃日乡、猛固桥等，逐一记述着小金的沉浮，让人感到一种肃穆与庄重。

　　"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

　　抚边乡旧属底木达县，现位于小金县抚边河左岸，境内有粮台老街、万里城和象鼻山等，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要塞。

　　乾隆36（1771）年金川战事再起时，大将军温福由汶川出西路，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率师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抚边是小金川门户，清军在这里遭到藏军顽强抵抗，1773年温福战死于抚边象鼻山，另有2000清兵阵亡。清廷震怒，换帅增兵，加大了对大小金川的强烈攻势，以至血流成河、万户萧疏。

　　时隔100多年后的1935年6月18日至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抚边，在这里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以及上百件文物。但长期以来，抚边一直在媒体关注之外，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索尔兹伯里等，都将抚边边缘化了，以至于我成为红军过境71年后，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报社记者。

　　从小金到抚边，沿抚边河向北走。屋舍多藏式结构，碉楼却不多见。这条南北走向的河谷是当年清军南下大小金川的通道，每一步都曾洒过鲜血。

　　抚边老街远离公路。抚边古称粮台，“这儿是方圆百里的粮仓呢。红军当年在这里筹到几万斤粮，很了不起吧？”说这话的是抚边乡木坡中学原校长、现抚边“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的宣传组长郭贵忠。

　　3年前，抚边有9位老人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寻访了数以百计的抚边老人，终于使70年前红军在抚边的历史重现天日。这段历史，恰恰在党史和军史中鲜有记载。这9位可敬的老人是：郭贵忠、刘顺忠、李太富、马林发、马树才、姚碧诗、罗秀品、金吉华、彭兴德。

　　“它都刻在我骨头上了……”

　　上午8：30，高原之城小金阳光灿烂，蓝天如洗。红军会师广场纪念碑前，一位老人一边凝视着雕像，一边抹眼泪，还不停地鞠躬，敬军礼。老人叫王顺生，康定人，16岁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某师35团传令兵，71年前亲眼目睹了两大主力的盛大会师。

　　“当时真是人山人海呀，今天，到这里来的只有我一个了！”老人长叹一声后，突然泪流满面。“民国24年，康定还叫打箭炉。我们村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闹红（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老人又是一声长叹，“1995年，天宝主席（原中央委员，从阿坝马尔康参加红军的藏胞，‘天宝’是毛泽东给他取的名字，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来康定慰问老红军，我们一共坐了两桌，大家好激动哦，慰问活动搞了三天。十年过去了，如今，那两桌人也只剩我一个了！”

　　说罢，86岁的老人再次热泪长流，“我今天来这里是想会会当年的战友啊，可惜，一个都见不到啰！”老人的儿子王达胜告诉我，“这次是父亲要我陪他，专程来他曾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以满足他的心愿。”王达胜不讳言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心愿，“四川话叫收脚印，再过几年，老红军可能一个都莫得啰！”

　　王顺生说，由于他是传令兵，会师期间，进出过中央各大机关，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他们好年轻哟，走路飞快，人长得高大，声音也大，精神十足啊……”说罢，老人眯缝起眼睛，心绪似飞回到早已逝去的燃情岁月。突然，他睁开眼：“你们想听会师歌吗？”

　　老人的嗓音居然很亮。歌的过门很长，旋律铿锵有力：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老人说，这首歌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写的。记者惊叹于他的记忆。

　　“怎么忘得了呢？它都刻在我骨头上了……”

　　据小金县委宣传部长靳东（藏族）介绍，会师期间，小金有中央红军2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像小金这种贫瘠的地方，每天要给10万人马提供粮草，那是什么概念？但小金人民作出了选择，节衣缩食支援红军。另外，小金还有一千多藏羌儿女参加红军，他们大多一去不返。”靳东说，“据我所知，金川有一个叫康立泽的老红军回来过，他曾任新疆军区副政委，90多岁了，看到家乡路不好，还专门给中央写过信。现在，从小金两河口到金川的公路已经动工。”

　　两把军刀依然泛着寒光

　　1935年6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部队进驻抚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高个子带着警卫住进破碉村罗茂才家。罗当年40余岁，务农。罗听战士们喊长衫者“先生”，便跟着喊，后来才知先生姓毛，叫毛泽东。

　　毛先生待人客气，但他说的湖南话罗茂才和邻居们都听不懂，毛就放慢语速，用大白话给大家讲道理，“我们穷人要团结，要打倒那些为富不仁的坏人。”正说着，警卫员喊开饭了，罗见毛与战士们吃的只有包谷糊糊，就进屋端出一碗咸菜，毛先生推不过，收了。后来离开罗家时，毛叫战士给罗留下两块大洋。罗的邻居赵海山见红军清苦，就问警卫毛先生吃不吃狗肉，警卫说不吃。赵没听，硬是把看家的狗打了，炖好后给毛先生端去，毛再三感谢。

　　19日夜，红军总政文工团在老街城隍庙戏台演节目，两盏煤气灯把舞台照得雪亮。演出前，毛先生登台讲话，台下有一千多群众，“抚边乡能来的人都来了，”郭贵忠说，“毛先生怕群众听不懂他的话，说得很慢，最后说：抚边有志气的青年，请跟我一起北上去！”

　　毛先生讲完话，抚边的热血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戏台，挽起袖子高喊一声：“毛先生，我跟你去！”台下台上一片掌声，毛也鼓掌，笑了。抚边的老人们目睹这支军队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霉老二”（对红军的蔑称），都愿把子女送来参军。据郭贵忠们调查，当地共有61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多年征战后，只有3人回来过：邓玉兰，女，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1962年回抚边，1986年去世，骨灰由子女送回抚边安葬；罗海清，参加红军后任机枪射手，1961年回过家乡；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汶川工作，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女们每隔几年就要回来祭祖。

　　“其他的人，大部分在长征路上和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郭贵忠说，“我们没查到他们的下落。”

　　毛先生等中央领导在抚边住了一周后，带着部队北上去了两河口，留下一支300人的“打粮队”。9人纪念小组成员彭兴德告诉我，“我们这里既然叫粮台，粮食就比别的地方多。红军打粮队在这儿共采集到粮食3万多斤，运到村民尹步真的水磨房去磨，尹家父子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磨完！”

　　村民徐广才父子懂中草药，先后收治21名红军伤员，治好20名，有一名因年龄偏大、伤势偏重，去世了。徐家父子把他安葬在云盘村自家坟地里。70年过去了，年年清明，徐家的子子孙孙遵从祖训，还在给这位不知姓名的红军上坟，“他们已经把那个红军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村民刘兴海家曾住了6名伤员，休息半个月后，战士们要归队了，这时大部队早已走远。刘担心他们找不到路，竟带着战士们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梦笔山，走了一两百里，才在卓克基追上大部队。临别前，红军对刘说，老哥，没啥送你的，这两把军刀留给你作纪念吧。

　　我见到了那两把军刀，70年了，依然沉甸甸的泛着寒光。它的主人，如今安在？

　　文／图本报特约记者 张卫 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