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是制度不够用还是制度基本不用

　　□王炯木

　　我们的财政法制建设的确需要不断跟进新的形势，但制度的不断递进需要制度执行的良好链接，如果制度本身得不到好的执行，纵然再造出百分百完美的标本，我们还会嫌制度不够。

　　上周审计署发布的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再次集焦了舆论，“屡审屡犯”成为其中的关键词。9月17日的《经济观察报》通过对审计署官员和部分财经专家学者的访谈发表分析文章指出，审计标准如何确立、制度缺陷造成的失误如何问责，已成为中央财政审计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接受采访的有关人士针对屡审屡犯怪圈，直陈制度缺陷：“如果制度建设问题不解决，明年的审计结果还是不会好看。”

　　难怪，在“审计风暴”的第五个年头，同一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同类问题，同类问题一再露脸，就好像它不是被审计披露，而是在宣示存在；原来原因在审计标准不知如何确立，原来这些问题都被叫做失误，原来这样的失误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这是怎么了？我们不是一直在努力地建设制度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目标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成就举世公认，为什么我们总叫“制度缺陷”？为什么越是建设制度制度越不够用？

　　回头细读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和媒体的相关披露，今年所审计出的问题依然集中在挤占挪用、闲置浪费、违规投资、虚报冒领、私存私放几个方面———专家说：“制度的缺陷，使许多可以规避和避免的问题变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谁说这些问题存在制度真空啊，对于上述种种违法乱纪行为，《预算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等等均有不同表述，怎么到了我们一个劲地搞制度建设的现在竟出现了制度缺陷？如果这些事关国家财政大厦根基的胡乱行为尚没有制度制约，那我们的制度建设这些年来做的是些什么事？

　　广义地说，把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制度问题并没有错，笔者也并不否认现行的财政制度，特别是财政运行机制上的缺陷是财政问题上的一个原因，然而专家们把制度当“框”，不论具体情形往内装的看法实在是形而上学的制度观，制度的确有落伍的一面，即使制定制度时考虑到了“前瞻性”也难免挂一漏万，但任何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更具有种概念的覆盖性，某一事物也并非劈空而立，它总和某类事物具有趋同性，现行制度对不常见事物的管制，本来就留下了腾挪的空间（如“等情形”、定性里的“其他”以及实施细则等），譬如在过去《刑法》中盗窃罪的范围内，人们不知道电脑为何物，自然没有盗窃电脑的概念，后来电脑出来了，窃犯如盗窃电脑就不能被认为是制度缺陷而无法可依。

　　翻开现行的财政法规，很清楚的是，无论是挤占挪用财政资金，还是虚报冒领、私存私放国家资金，绝不能以“制度缺陷造成的失误”来打马虎眼，更不是“无法问责的失误”，这些历年审计中重复出现的老问题应当高调问责，能够依法问责。“制度缺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改变不了这些问题的违法违规性质，我们的财政法制建设的确需要不断跟进新的形势，但制度的不断递进需要制度执行的良好链接，如果制度本身得不到好的执行，纵然再造出百分百完美的标本，我们还会嫌制度不够。

　　“屡审屡犯”的怪圈恰恰在于，一方面我们在高谈制度建设，一方面疏于制度的执行；一方面强调依法治财，一方面缺乏对财经律条的敬畏。在许多领域财政资金被视作“唐僧肉”任意挥霍，却并没有及时吃上孙大圣的“金箍棒”。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