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能让政策沦为制造二等公民的工具

　　作者：朱四倍（个人文集）

　　北京市针对奥运期间放假、机动车限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境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确定出了初步处理意见。主要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在奥运会期间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华夏时报》9月15日）

　　笔者丝毫不怀疑北京市有关部门殚精竭虑办好2008年奥运的诚心和决心，但是对劝返农民工回乡之类的措施颇感失望。有关部门可以想一下，有多少农民工参与了与奥运有关的基础设施、建筑工作？有多少农民工为奥运大量工程的建设付出了汗水？为什么“利用”农民工参与建设却拒绝甚至驱逐他们观看奥运？说得难听点，这与“卸磨杀驴”有何区别？难道农民工就影响了奥运的形象？让农民工消失就能提升奥运的人文程度？事实上，拒绝农民工观看奥运，让人文奥运失色的同时，也是对人文奥运的最大嘲讽！

　　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各地尤其是所谓的大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情绪已经蔓延成社会的一股暗流，出台的各种政策或制度完全背离了公共政策的本质，正在逐步地方化，成为制造二等公民的工具。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北京市2008年准备劝返农民工回乡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公共政策的地方化延续的是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仍然只承认稳定的居民，而不承认流动的农民工，依然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排斥在外。从中可以看到，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存在。政策与制度对具有城市户口的人与农村户口的人仍然持有双重的标准，对前者是保护，对后者是限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仍然是二等公民，并且日益强化农民工的二等公民的身份标签。

　　公共政策地方化的实质是价值观念扭转难问题。一是国家层次上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在根本上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从管理向服务倾斜；二是公民层次上的价值观念也没有牢固地建立起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事实上，管理部门试图通过制度强化对农民工的歧视，让歧视制度化，试图在在一个生存和发展资源有限的社会里，形成了有利于城市人群生活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且在事实上剥夺了农民工的平等感，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城市人群排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价值观。完全忽略了社会合作、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人为地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违背了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

　　公共政策地方化，让政策成为了制造二等公民的工具，人为地制造了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情绪，背离了制度正义。社会断裂论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现象，少数精英和强势群体过多地垄断了社会经济资源，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从而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深深的裂痕，他们在社会权利的追逐上高度失衡。北京市2008年准备劝返农民工回乡就是农民工在社会权利追逐上失衡的显著表现。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能漠视公共政策成为强化二等公民的工具，因为任何一种社会进程都有可能带来福音，也有可能造成灾难。同样一种社会进程，对于一些社会群体可能是福音，对于另外一些社会群体则有可能是灾难。谁愿意看到带来灾难的社会演进呢？

　　一个没有乞丐的城市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一个拒绝农民工存在的城市未必就是一个形象良好的城市，反过来说，给农民工以良好的保障，让农民工观看奥运，未必就影响了城市的形象，甚至可能增加城市的人文氛围。希望掌握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们三思而行！

　　审稿：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