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我与洪学智喜结良缘

　　本报特派记者张黎明

　　“女中豪杰，戎马一生。”这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赠送给张文老人的一幅题词，可谓对她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70多年的高度概括。

　　2006年6月20日下午，记者应约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一个鲜花盛开的庭院，采访洪学智上将的夫人、红军老战士张文。

　　走进客厅，工作人员已为我沏好了茶，还准备了主人自己家种的杏子等新鲜水果。不一会儿，热情慈祥的张文阿姨从房间里走出来，她微笑着边同我握手，边招呼我落座。

　　说起与丈夫在长征路上结下良缘，张文老人喜上眉梢；讲起几十年前艰苦卓绝的岁月，她滔滔不绝，一点不像一位耄耋老人。

　　挑灯夜战做支前被装

　　记者：1933年初春，您和您二哥张熙汉先后背着家人参加了红军，兄妹俩都分在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被服厂。当时部队“扩红”，支前任务特别重，你们俩刚去能适应吗？

　　张文：当时，我们的被服厂设在街上的一座大庙里，全厂有男女红军战士二三百人，每12个人编为一个班，生产、生活、管理全部军事化。厂里只有四五台缝纫机，男的使用机器，女的都靠手工，每人每天都有定额产量，比如做1套军装、缝10条子弹袋、上10双布鞋底等等，每人任选一种。

　　随着部队不断壮大，我们被服厂的生产任务也越来越重。春夏忙冬装，秋冬赶夏装，从早忙到晚。

　　有一天，红4军政委周纯全来到车间，我正在用小土布上衣袖口，因为整天加班，困得迷迷糊糊，一不小心把袖口上反了。周政委发现后，俯下身子轻声对我说：“小鬼，你把袖口上反了。”我一惊，看着上反的袖口，很不好意思。政委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拆掉重上就是了。”

　　我喜欢当年的红军生活：部队官兵平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工间休息时，老战士还教我们唱《小放牛》、《当红军》等歌曲，班组之间还组织拉歌比赛。

　　一只铁桶救了我的命

　　记者：张阿姨，您在长征途中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又在行军途中意外遭遇国民党军散兵的追击，要不是您背着一只铁桶，肯定没命了，能讲讲这个故事吗？

　　张文：我生病后，战友们争相为我背背包、背线团，我肩上只剩下一个盛水用的铁桶。一天，我们女兵班行军到一个小山坡，不远处的几间破草房里，竟隐蔽着一股国民党军的散兵。敌人一边朝我们开枪射击，一边分两路包抄，还狂叫“抓红军娘子啊！”“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

　　我们被服厂的女兵手中没有武器，不能与敌人硬拼，唯一避开伤亡的办法就是利用地形地物，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尽管大家身上都背着几十斤、上百斤的负重，还是勇敢地冲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我跑得天旋地转、两眼直冒金星，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掠过，可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宁死也不当俘虏！我一个劲地拼命奔跑，竟奇迹般地赶上了大部队。

　　一到宿营地，我就瘫倒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战友们都围了上来，帮我卸下还背在身上的那只铁桶。

　　“好险啊！”一个战友惊叫起来，大家马上都围了过来。原来，我背的铁桶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了5个窟窿。我不禁在心里暗暗庆幸，是这只铁桶救了我的命啊。

　　第一次谈话定“终身”

　　记者：张阿姨，您和洪伯伯是在长征路上喜结良缘的，如今已结伴走过了70个年头。据说，当年洪伯伯与您第一次谈话后你们就定下了“终身大事”，是这样吗？

　　张文：（哈哈大笑）1936年5月30日，我们红四军在雅砻江畔召开了运动会，当各项比赛结束后，主持人突然宣布：欢迎供给部女兵班给大家唱个歌。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军首长也鼓起掌欢迎我们。

　　我是班长，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了主席台，我领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我就在这时被学智“盯”上了。

　　当晚，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来找我，把我领到了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都在，我吓了一跳，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冲我来的。我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还是冯大姐一把将我拉到了她的身边坐下，亲切地对我说：“今天你们班歌唱得很好啊。”

　　我连忙说：“不好，不好。”

　　谢政委接着问我：“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我立即摇头回答：“不认识。”

　　其实我说不认识只是应付、搪塞。我参军后，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还听他作过报告。在长征路上，我还经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政委一口气对我说了学智很多优点，在一旁的王军长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小张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在我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现在我参加了红军，由谁帮我做主呢？面对军长，我支支吾吾，不知说啥才好。

　　谢政委看出了我的心事，关切地说：“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虑一下，也征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见。”我连夜找到二哥。他可是个直爽人，当场表态：婚姻大事只要你愿意，我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二天，我按照何克春大姐指的路，走进了学智的办公室。他见我来了，微笑着站起来给我让座。

　　学智开门见山对我说：“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听组织上的意见。”

　　学智哈哈大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几位领导都同意，所以，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了组织意见。”接着他还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频频点头。

　　就这样，我和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协议”。

　　6月1日晚上，我和学智在军政治部办公室举办了简朴热闹的婚礼。军长、政委、参谋长等首长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全家资助特困大学生

　　记者：我知道您离休后，特别关注老区建设，尤其是贫困学子。早在1995年，在您的热情倡议下，全家资助了8名来自革命老区的北京大学的特困大学生，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张文：1995年1月，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北京大学学生，他品学兼优，但生活特别困难。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于是，就萌发了资助特困大学生的想法。

　　一个星期天，我把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谈了自己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响应。我的孩子都在军队、国家机关和学校工作，当时他们收入多的有1000多元，少的才几百元，经济并不宽裕。但大家一致同意资助在校特困生，并当场分工，在京的6个子女一人负责一个。学智知道了我们的决定后，非常支持。

　　很快，北大挑选了来自湖北、四川、山东等革命老区的8名特困生。学智看了他们的情况介绍后说：我看这8名同学都应该资助。于是，我和学智资助了2名，孩子们资助6名，并商定每人每月资助100元，一直供到他们大学毕业。

　　1997年春节，学智还把这8名特困生请到家里吃饭，鼓励他们继承传统、努力学习、立志成才。

　　现在，这些大学生早已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有的读了研究生，有的当了工程师，还有的出国留学深造。但是，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经常来信、来电，问候我和学智同志。

　　张文同志简历

　　张文，1919年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供给部被服厂任战士、班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4大队医务所护士。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6纵队后勤部政治指导员、家属学校副校长。

　　建国后，任第15兵团子弟学校附属幼儿园主任、总后勤部机关家属委员会主任等职。1958年，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机要秘书。后蒙冤下放吉林。1979年任解放军304医院顾问、总后勤部管理局顾问。从1982年起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理事至今。

　　张万年上将送给张文的题词

　　1978年，张文（右）与丈夫洪学智在北京家中合影

　　张文（左）与康克清同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