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法律水平差与违法没有必然联系

　　就北京市为何把流动人口作为五五普法的重点，该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森钟表示，从2005年到2006年4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公诉的被告人有32433人，流动人口占到21782人，比例达到67.2%，其中侵犯财产的居多，达到52.7%，这说明提高流动人口的法律水平非常重要的。（9月19日《新京报》）

　　法律水平差与违法是有一定联系，但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而犯罪率高的群体又是

　　应该看到，流动人员的犯罪率相对较高是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许多人的违法毕竟不只是自身自控力差等因素所使，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迫不得已的冲动——

　　首先，公力救济途径不畅虽不是犯罪的理由，却是诱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太多的外来农民工，在农村，当地的政府没有切实地推动“三农”工作，在城里，所在地的政府又没有切实地关注他们的三“工”问题（工人、工作、工钱），当频频地面对讨薪难，当频频地面对“权利被打折”却申诉无门，他们除了选择跳楼秀，甚至铤而走险的违法行为来主张权利，还有什么选择呢？当人家都选择拍卖判决书来讨债，他们耍些流氓行为来讨债又何奇之有呢？

　　其次，正所谓“饥贫起盗心”，贫穷虽不是犯罪的理由，但亦是诱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承认，不少流动人口的偷窃、两抢行为与生活上的贫困不无关系。记得，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提出“社会反常状态论”，说的是“当人们普遍接受了某一社会‘文化目标’并为之奋斗时，若当时的社会结构并未同时为所有人提供足够多的实现机会，因此那些不能用‘制度化手段’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便有可能产生犯罪”，事实上，流动人口的违法与制度上的贫困亦不无关系。

　　再次，记得网络上有句话说到“有北京人眼里，其他地方的人都是小地方的人；在上海人眼里，其他地方都是乡下人，在广州人眼里，其他地方都是穷地方人……”，这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少大城市市民的有排外心理倾向。当流动人员给城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又不能为多数市民所理解与欢迎，那必须会加深他们对城市的敌意，这也正是诱发犯罪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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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细细想想“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想想新生代民工的困惑，想想新生代流动人员的困惑，你就会或多或少的感受，太多的有关流动人员的刑事案件，总有一些被“逼”的成分。

　　当然，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其中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起辅助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有上述种种的外因共同起作用，就说流动人员的违法行为与自身无关。但是我们是否也应换换角度想想：假如对讨薪难等问题公力救济途径通畅，假如社会扎实地做好流动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假如市民对流动人员少些偏见……流动人员的犯罪率是否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呢？

　　从这个角度讲，在某种程度上，流动人员的违法行为与法律意识差有联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解决这一群体的犯罪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也并非万全之策。至少，单纯从“犯罪率高的群体就是普法的重点对象”这一角度分析上述数据，是不客观的。

　　值得一提的是，吴森钟还表示，“流动人口文化教育程度相对低，在处理一些问题往往意气用事、甚至违法犯罪”。其言下之意，流动人员犯罪率高与文化程度低有很大关系，这不是用有色眼睛看问题吗？记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他们当年起诉平民的案件共330多万个，平均每400个人中有一人被起诉（1比400），起诉20万行政工作人员，较于全国4000万名行政工作人员而言，其比例是1比200，而被起诉的司法人员比率是1比80。这说明什么，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本来就是两回事。这个数据既反驳了吴森钟的“有色眼睛”，进而怀疑其论据的可靠性，也证明了制度往往是违法行为最重要的诱因。

　　如此说来，流动人员是犯罪率相对高的群体，但就是普法的重点对象吗？这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