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

　　法律成为铁律，法律才有尊严。我提这个建议的目的，就是想扭转目前存在的法治双轨现象。几位学法家议论了几句“慎杀”和“废除死刑”的话，就雷厉风行地成了法官判案的准则，经济犯罪的免死判决已成大势所趋，现在的故意杀人犯，也在法官“慎杀”的种种借口之下，挂起了免死牌。可我们的刑法有关死刑的法条，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笔者将这种现象妄称之为法治的“双轨制”。

　　原辽宁省人大代表、抚顺市兴业机械化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建军，酒后驾车极其残忍地将市民裘吉故意杀害，抚顺中院和省高院都认定侯建军故意杀人罪成立，去年5月中院一审被判死刑，日前省高院二审则改判死缓。改判的理由，一是罪犯有悔改表现，二是主动给受害人赔偿。

　　所谓的悔改表现绝不仅仅是忏悔录之类，因为这是任何一个死刑犯为了不死都能做到的。如果口头上的悔改说词能够成为从宽免死的理由，那刑法还有保留死刑的必要吗？

　　这个“悔改表现”的实质就是所谓“主动给受害人赔偿”。其实赔偿本就是加害人对受害人应负的法律责任，同样不是从宽免死的法定理由。如果这个理由成立，一个死刑犯只要有钱，就可以“钱下留命”了，没钱的人自然就只有死路一条，死刑、死缓是生死两重天，有天壤之别，如此量刑只能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讽刺！

　　中院一审时，死者家属的索赔请求是140多万，一审判决是15万元，因而不服提起上诉。在长达一年多的二审中，侯建军与死者家属私下达成赔偿协议，取得家属谅解从而撤回赔偿诉讼。究竟赔了多少，新闻没有透露，依笔者推想必定是大大超出15万元的一个巨额数字，因为侯建军有权又有钱，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活命是会不惜本钱的。拖了一年多的二审期间，省高院并没有查出什么新的案情，仅仅就是取得了上述两条从宽免死的理由，这两条理由实际上就是一条，再简洁一下就是一个“钱”字，金钱能使死人变活人。辽宁高院某些法官似乎有这方面的特长，背后常有法学高人指点，不客气地说，侯建军改判死缓，与刘涌案如出一辙。

　　本该处死的故意杀人犯侯建军，在二审运作中又绝处逢生改判死缓了，这绝不是取得死者家属“谅解”就能以法服人的。与其说是谅解，不如说是收买，侯建故意杀人该判什么罪，是一个法律问题，不能以受害家属的态度为转移，难道堂堂高院法官不懂得这一点吗？

　　我们的社会不缺少潜规则，看来，已经引伸为“潜法律”了。潜法律就是不成文的法律，法学专家议论几句就是法律了。它比起现行《刑法》本本上的法条强硬得多。执行起来可说是畅通无阻，雷厉风行。

　　现在一边是依法该杀的罪犯被慎杀免杀了，不但经济犯罪的处罚如此，还进一步在向故意杀人罪的领域伸延，一边是《刑法》仍然写着”“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和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条文；一边是“有法必依”和“以法律为准绳”，一边是“有法不依”和“以法律潜规则为准绳”。这种现象成了依法治国的一道“双轨制”景观。

　　开门立法，立法的大门就应该敞开，让全国人民都参加讨论，以减少成文法的漏洞。法律一经通过实施就必须坚决执行，任何人不得例外，这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和尊严。有了法律，却束之高阁并不实行，或者另辟蹊径，搞什么法外之法，这会形成法治的混乱，实际上等于没有法律，其后果比起“人治”更遭糕。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这样说并非不尊重法学家的意见，但这种意见无论怎样高明，也必须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程序，将这种意见纳入法律的法条才能正式生效，在这之前绝不能当成法律来超前执行。

　　因此，我建议全国人大对现行《刑法》有关死刑的法条来一次审查，经过全国人民的讨论，如果确有必要废除死刑，就废除好了，或者将死刑改为30年至50年的长期徒刑，但不得以任何理由减少判决的服刑时间。这样也许可以对现在某些不伦不类的司法判决有一个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