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燕（四川大学 法学院学生）
类似的新闻此前有过几起，它们都引起不小的反响。舆论对为了保住工作而选择离婚的一方，几乎一致地采用“悲情”的解读：他们“被迫离婚”，甚至他们受到的是“政策性的羞辱”；相应地，资方（对企业而言）或政府组织部门，就显得不够“人性化”了，至少是“好心办了坏事”。
其实，这可以当一个道德寓言来解读。设想一个必须有人出局的游戏（出局是不利，谁都不想出局），用什么规则来确定谁将成为出局者，参与游戏的人又如何看待自己可能的出局，则反映了这个游戏的品质和参与者的素质。那么，“离异或丧偶且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教师可以直接被聘用的游戏规则公不公正呢？在我看来，它比今天我们承受的很多规则公正，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弱者救济规则”，甚至为了这种救济的公正，牺牲了“惟能力而选聘”的公平。在这种基本公正的规则下，原来没有离婚意愿的人，在规则公布以后离婚，应该不受规则保护。
然而，以社会生活为背景的游戏，是最为复杂的游戏。出局的结果是影响到生活质量，在这个就业紧张的年代，后果可能大得难以承受。于是，以“作弊”确保自己不愿承受的后果转嫁他人承受，就被视为当然，甚至受到鼓励。“离了吗？”成为见面问候，这样的悲哀难道只是对政策的嘲弄，而能给自己带来光彩？
正因为社会游戏更加复杂，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出局以后，还有社会救济。一名教师因为裁员的客观原因，因为能力不够的主观原因而出局，社会并不是把它一抛了之，他会依法得到补偿。至于该聘用的所有规则是否都公正，解聘后的补偿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但作为一个集体游戏的参与者，接受游戏后果，是最为道德的选择。
反过来说，你不愿意承受这种后果，你宁愿付出作弊的道德成本也要逃避这种后果，那么，让你来主持这场游戏，你将如何设计？如果你提不出更好的游戏规则，这又是你必须接受的理由。这个道理也不复杂，按古训说，叫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拿今天的道理来讲，是一个社会人的公共道义。事实证明，中国人正缺乏这种重要的道义，缺乏起码的担当。当一个集体，或者说一个民族面临困难的时候，是否逃避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让别人去承担，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当大多数人都只想占有好处而不愿意承受道义的时候，就真正地成为“他人即地狱”，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