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贷款挂钩职称” 折射个人信用危机

　　□ 志灵（北京 大学生）

　　日前，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个人信用循环贷款业务，其山东、河北等部分分行“下文”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含)以上的人员，最高可循环信用贷款30万元；科级则可贷20万元；级别与一般公务员相当的人，则能贷10万元。（9月19日《新闻晨报》）

　　如果说单独给公务员发放“优惠贷款”，即便从最基本的公平性上讲都站不住脚，那么中国银行将“个人信用循环贷款业务”和贷款人的级别、职称等挂钩，虽然有着公务员级别以及职称高低的表象，但实则是基于市场理性做出的必然反应。

　　我们知道，维持银行放贷安全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贷款人的个人资信度，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呈正比关系。广州市商业银行给公务员发放“优惠贷款卡”，之所以受到广泛诟病，除了违背基本的公平性外，另一个重大“瑕疵”在于，“优惠贷款”的发放，并不是基于当事人的资信度，而仅仅是当事人是否具备公务员这一身份，这显然不属于放贷安全可控的范畴，所以存在“媚权倾向”的合理怀疑。

　　而就中国银行的这次放贷标准而言，不仅在于其并没有限定于公务员人群，还包括医生、教师等诸多行业的个人，更因为其在拟定放贷标准时，是否具备公务员级别或者相应的职称并不单纯是作为目的本身的“标签”，而仅仅是作为衡量对方家庭年收入的一个“客观工具”，这也就是意味着其放贷的最终落脚点还在于对方资信度，而不是所谓的“公务员级别标签”，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市场理性之举。

　　如果不是被一种极端的非理智情绪扰乱思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银行方面列举的这些行业这些级别的人中，他们“旱涝保收”的收入水准，确实和银行所认可的资信程度不相上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此举“将政府或者企业信誉抵押”的说法，实在欠缺最基本的公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贷款挂钩职称”不具有任何可非难性。事实上，它折射出的却是严重的个人信用危机。毕竟，“信用贷款的开展基础是社会信用体系，是以对个人的人格考察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个人贷款上，更应该是“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但之所以现在银行把对个人的资信度放诸个人职称或者级别来考察，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求次的“次优选择”。姑且不论我们的个人信用体系有多么的“脆弱不堪”－－－想想法院执行难难于上青天而太多“老赖”在奢糜消费中“逍遥法外”的事实就足够了，单就是公务员、教师等行业按照级别或者职称不同而收入“稳定有序”，就足以说明在个人资信体系并未建立健全的前提下，依据行业的稳定性来替代个人资信度认定，有多么的科学和合理了。

　　在这种银行迫不得已采取“贷款挂钩职称”的做法中，我们不仅能解读出银行的无奈，从中更是折射出真正的理性公共信任体制缺失造成的一种严重的个人信用危机，这也许才是最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