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媒体评论案件不能简单归为"媒体审判"

　　上周，最高法院公布了新闻发布的禁区和新闻报道的禁区，后者包括：“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有专家评论说，这是担心出现“媒体审判”的情况。

　　“媒体审判”一语，容易理解得简单，也容易理解得绝对。“媒体审判”指的是：媒体因为具有很大的传播影响力，其对案件的预测性报道可能造成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其

　　因此，“媒体审判”不仅仅是一个与法官独立审判相对的因素，同时也是一个与案件当事人权利相对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法官独立审判来否认“媒体审判”的弊害，至少是不充分的。

　　但从实际看，法官能否独立审判，媒体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权力的不当干预则恐怕是更重要的方面。而一些国家对媒体报道案件做出比较严格的限制，也主要不是为了防止他们影响那些具有成熟经验的职业法官，而是要防止他们影响那些作为陪审团成员的普通公民———因为站在那个决定当事人是否有罪的重要地位上的普通人，才极易受到媒体影响。我们司法制度中没有这样的陪审团。因此，考量媒体对判决的影响，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与西方画等号。现在一提防止“媒体审判”，有人总爱拿西方作为根据，其实，中西法律制度不同，媒体对法庭判决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西方法庭对媒体报道的态度，也并非发布禁令那么简单。上世纪60年代，英国有一种叫瑟利德米的药品导致许多孕妇生下畸形儿。这个案子拖到70年代一直没有结果。《星期日泰晤士报》为此调查并报道此事。结果检察总长给该报发了一道禁令，理由就是“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论……”由此形成了“检察总长诉泰晤士报有限公司案”。是检察总长的指控被上诉法院否决了。当时担任英国上诉法院法官的丹宁爵士认为：必须是出现不利于案件审讯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实在的真实危险”的情况下，这种禁令才是合理的，因为，“除了当事人的利益之外，还有另一重大利益需要考虑，这就是有关国家大事的公共利益……”“在诉讼开始以前和诉讼结束以后，我国的蔑视法庭法并不禁止人们发表意见。在诉讼被搁置或未被积极审理时，也不禁止人们发表意见。”因此，上诉法院支持媒体报道。但这个判决又被上议院否决了。最后，案件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最终裁定《星期日泰晤士报》有权发表瑟利德米案件的报道。

　　上面这个案例见于丹宁法官《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它说明，即使在对媒体报道案件实行严格限制的英国，这种限制也是相对，而非绝对。它是在不同价值之间权衡的结果———案件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与公众知情权、公众利益之间权衡，而不是无条件地否定其中一种价值。涉及人们基本权利的问题，往往需要法庭在具体的诉讼中反复地掂量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