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管好“狗事”，再责怪全民素质

　　这是一组令人无地自容的数字：上海，今年前7月，52503人在市内28个犬伤门诊就诊；广州，今年前8月，3．5万人被猫狗咬伤而注射狂犬疫苗；北京，今年前6月，近7万人被狗咬伤。

　　沪、穗、京，城市现代化各领风骚，城市狗咬人却疯狂如一，不谈养狗无序的其它弊端，仅此一项就触目惊心。“狗事”岂可儿戏？然而，每论及这一严重危害民生之事，总

　　没错，“狗事”原本是养狗者和不养狗者之间的事。按经济学家的见解，不管权利初始是如何分配的——你有权养狗，或我有权不让你养狗——从理论上讲，在你我之间，都可以通过交易去化解冲突。你养不养狗、如何养狗，你我坐下来，有话好好说，通过讨价还价予以敲定，最终在收益和成本的分配上达成共识、订立契约。

　　不过，经济学家又认为，也许你我商议、遵守契约的交易成本很高，也许你我压根水火不相容，矛盾遂不可调和。如果说，这在你我之间还只是可能，那么将事情放大到社会全体养狗者和不养狗者之间，则因交易成本之高和主张分歧之大，使得如此私人协调方式毫不可行。

　　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和时候，必须有市长显灵填补。所以，管好“狗事”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

　　政府职责，概言之有三。首先，判定准不准养，比较养狗者的收益和不养狗者承担的外部成本，前者大就应准许，反之则当禁止；其次，若确认准养，就必须立法规范，对怎么养订规矩、画方圆，以平衡养狗者与不养狗者的权利；最后，严格执法，忠实于养狗看门人的角色。

　　上述判定、立法、执法，政府不能自弹自唱。因为，政府是受民之托、应邀代理，故而必须充分尊重民意，做任何有关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广泛听取养狗者和不养狗者意见的基础上。

　　弄清原理，看似剪不断、理还乱的“狗事”，症结其实一目了然。准不准养，“全球观”、“国情观”都说，原则上该准许，问题出在立法、执法层面。如广州，上牌费1万元、年审费6000元的法规与狗99％无牌的现实同时并存，表明立法太偏颇、执法太疲软。又如北京，刚启动一个养犬管理执法周，89支执法队重点查处7类违法行为，仍青睐运动式、侧重式执法。

　　立法、执法随心所欲，“狗事”不乱、“狗患”不烈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