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商贩宽容是城市管理智慧的体现

　　9月21日，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广州举行的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演讲中指出，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他们应该宽容，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在周末等合适的时间甚至可以有范围放开管制（9月23日《时代商报》）。

　　仇保兴副部长还引用国际上著名设计师沙里宁的话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而这种气质和抱负正是决定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多年来，听惯了“建设无摊贩城市”，城管视小摊贩“如临大敌”，全副武装对付小摊贩，又撵又赶，又抓又打的新闻，如今听得要对小摊贩宽容，要有时间、有范围地放开管制，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其犹如寒冬里刮来一缕和煦的春风，使人心里有一股暖滋滋的感觉。

　　在城里生活过的人，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城管来了，小贩如鼠窜，跑得慢的被逮个正着，水果被踹了一地，有关物什收了一车扬长而去，小贩在伤心哭泣，更有甚者，小摊贩惨遭暴打；再者，较为极端的场景也不鲜见：在城管与摊贩的对峙和争执中，臭尿泼向城管队员，热油泼向城管队员，尖刀刺向城管队员……

　　在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当下，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对立情绪高涨，这不能不说是“不和谐”的杂音，无论是哪一个极端，都是现代化城市里一道极不和谐的街景。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中，社会舆论表现出较强烈的倾向性，大多同情和支持小贩而对城管多有指责。由此，也引出了沉重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北京的宣传是：要建设宜居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而“宜居”与“和谐”几乎也是所有城市的宣传口号和奋斗目标。“宜居”之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在城市生存的权利，“和谐”之“和”由“禾”与“口”组成，意即每一张“口”都有饭吃；“和谐”之“谐”由“言”和“皆”构筑，意即人人皆有话语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这个理想中的城市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人人都有生存权，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主张权利并能自由表达。

　　从理想走入现实，不难发现其中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也正是城管与小贩之间没完没了的猫鼠对峙之源。城管与小贩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们不惜频繁暴力相向？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某些制度断绝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和谐”可能，“饭碗之争”把他们分裂成了对立的“敌我”两个阵营。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的城市管理理念，本质上是不容许城管与小贩在一个城市里和平共存的，似乎城管的本职就是要消灭小贩，而小贩的生存前提是必须对付城管。

　　这说明我们的执法手段和目标已经发生了背离：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创建“无摊城市”的手段，只会距离“宜居”与“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远。既然“宜居”与“和谐”，不容许我们把城市变成富人的天堂，而把穷人全部赶出城市；那么，在穷人的生存权利与城市的整洁形象之间，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前者的“真宜居”与“真和谐”，还是选择后者的“伪宜居”与“伪和谐”？

　　城市发展为的什么？城市发展依靠什么？当然是人民，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这个道理相信没有人不懂。问题是，在一些城市管理者心中，根本没有装着群众，很少从群众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因而道理再明白不过，却鲜有人付诸行动。

　　城市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和谐。这个和谐首先体现在城市生活的和谐上。即应从城市规划这个源头入手，对城市各功能分区要有合理的划定。让各种便民服务点多起来。其次是各色人等安居乐业，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以小贩为例，他们也能有机会进行合法经营。

　　一个城市再现代化，也不应排斥小商小贩。一个拥有现代城市管理和发展理念的城市，应懂得如何发挥小商小贩的积极性，以增强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又最大限度地避免小商小贩因乱设摊点而给城市带来不良形象和影响。

　　由此说来，仇保兴部长对城市小商小贩应宽容的论点，无疑切中了时弊，表达了民声民意，其有望为城管执法困局提供更好的解决之道，值得我们喝彩。但愿有更多的领导者能转变观念，在建设宜居和谐城市的进程中，既要保持城市的干净整洁形象，也能让小贩们在城里有立足之地，对小商贩予更多的人性关怀，以构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