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与“新时期文学”

　　精彩书摘

　　编者按

　　《我是刘心武》一书，是刘心武在“揭秘红楼”引发争议之后，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讲述了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浮浮沉沉，揭示了自己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而《

　　显赫的家世、有趣的少年时代、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坎坷、揭秘红楼的辛酸……刘心武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

　　无悔少年时

　　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育婴堂街。母亲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儿已经8岁。当时家庭生活困窘，母亲不想再添累赘，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统统不灵，最后还是只好把我生了下来。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父亲出于爱国热情，给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驱逐日寇的意思。

　　后来母亲一度带我回到老家安岳县。再后来我家定居重庆。我便在那雾蒙蒙的山城度过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我们全家随往。从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我从考上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应总是不错。

　　“文革”中也曾受过冲击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时，我在政治上还完全处于懵懂状态。解放后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活动，我因为年龄小都没赶上过。“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一下子君临了我们那所小小的学校。我确确实实给吓坏了——因为几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园里打死了好几个人，有他们认为“该死”的“臭流氓”，也有从校外拉来打死的“反动资本家”，学校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老教师在武斗中被极其粗暴地践踏了人格。在那样一种狂热和恐怖交织的气氛中，我内心里既充斥着对理论的崇拜，又充斥着对实践的怀疑，我的灵魂被煎熬得好苦。

　　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何以这样镇静？我没有萌生自杀这类念头，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所谓“群专小组”当时完全干得出这种事。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

　　我与“新时期文学”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当文学编辑。《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学》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精神所支配。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编辑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的编辑工作，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当时我的提议是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因为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从北京市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难道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施。

　　林斤澜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药医生》。我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术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回想至此，我越发意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平反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8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还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些研究这10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在美国与卢新华重逢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我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浪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

　　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及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10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10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

　　本版摘编/陈美华

　　图:

　　《我是刘心武》

　　刘心武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版

　　“伤痕文学”三剑客:卢新华、刘心武、王亚平(从左至右)。

　　刘心武与妻子吕晓歌。

　　1948年摄的全家福。前排中为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