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是谁？（附图）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哭墙”前堆满鲜花。

　　也许对不少人来说，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是停留在教科书上冷冰冰的数字，是一个模糊的群体概念。而对那些亲历灾难的幸存者来说，他们是被鬼子打出肠子的母亲，是咬了鬼子一口的 3岁弟弟，是因反抗被砍头的隔壁四奶奶的干女婿，是前面 30米远背着一担东西的一个妇女，甚或是一个要饭的———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不管

　　把冰冷的数字化作一个个温暖的名字，然后缅怀他们。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的犹太人，人们用 5天时间念出了 10.2万个名字。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 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而在中国，灾难中失去生命的普通人，常常被忽略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面“哭墙”，上面刻了 3000多个遇难者的名字。这和一般认为的大屠杀遇难 30万人的数字，相差太大。

　　正在进行的纪念馆的扩建工程中包含着寻访遇难同胞名单的工作，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补救，他们预期的，是将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名单扩大到 1万人。

　　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因为，见证者们正在不断地老去，离去。

　　寻访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2006年 7月 1日至 8月 19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 12名研究生走遍了南京市城郊的江宁区 270多个行政村进行“地毯式”调查，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宁的人员伤亡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通过对 1038位健在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访谈，他们调查出江宁地区有确切姓名的死亡人员 1343名，不知名死者 6018人，总死亡人数 7361人。

　　江宁区 76岁的王国华老人亲眼看到了自己家人的被杀。“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躲在山洞里，被发现了，叭的一声，鬼子就把我母亲打死了，肠子都出来了。我父亲王洪兵也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后背，过了几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还带着子弹。我四岁的弟弟胳膊也被子弹打中了，后来胳膊外面好了，里面开始往外烂，过了三四个月烂死了。”

　　调查中，对于遇难者常常只有简单的信息。“魏家村有个老头子，叫余大富，住在现在的高速公路边上，他会讲，有口才，在我们这边很有名，他跟鬼子讲道理，鬼子不讲道理，说他坏，就把他杀掉了，是用刀戳死的。”“钱家增的母亲三十来岁，喊着：‘日本人来了，小姑娘们快跑啊！’就被旁边的日本人一枪打在肚子上，肠子都打出来了，然后就死了。”……

　　可是，在调查的学生们看来，能抓住任何一点点信息都是好的，“哪怕只知道是一个卖豆腐的，高的矮的，瘦的胖的，也能刻画出一个真实的人了。”苗李华同学说。

　　访谈中一定要抓住细节，这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在调查前的培训中一再强调的。“我们今天讲多少万人都是一个概述，但是每一个受害的人都是鲜活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

　　努力将名单扩大到 1万

　　“奶奶，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事吧！”访谈往往以这样的问话开场，唤起了老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

　　张增祥同学刚到江宁区秣陵镇调查时，有人告诉他渡桥大队任家边有十几个人一起被杀掉，他很想把这“十几个人”调查清楚，地图上他没找到渡桥大队，于是第二天他到了邻近的双金大队，“那里的人们也知道这个事，但不太清楚。我们就去了东南大队，才知道这就是原来的渡桥大队。这是第三天了。”在渡桥，他找到了任家发和张勤义两位老人，可是任家发也不知道遇难者的名字，他只记得“有十几个人躲在地洞里，有小孩哭，鬼子发现了。就叫他们出来，出来一个戳死一个。一共戳死了十七八个，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才七八岁，被鬼子挑了很远，死了。”张勤义记得比较清楚，他能想起来一个名字，“那是冬月初六（ 12月 9日）早上，其中有一个叫任宝妹，当时二十多岁。”

　　听过老人的亲口讲述，学生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丰满起来。苗李华同学回想这次调查时说，“原来想到南京大屠杀，印象最深的是电视里最后一个镜头，一个 30万的数字。现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个具体的画面。比如一群老百姓在逃跑，面对着逃难的狼狈和背井离乡的凄苦，后面还有日本人在追杀，不时的一个人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在进行扩建，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寻访遇难者的名单，研究南京大屠杀 20多年的学者孙宅巍说，“如果我们能把名单扩大到 1万人，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

　　“名字记不得了”常常是最让学生们困扰的地方，张增祥同学努力了三天，只找到了一个名字，“老人都不记得，没有办法了。”同样的问题，让参加调查的学生们感到很遗憾。几乎每个村都会有老人跟他们说，“你们要是早来 5年， 3年哪怕 1年就好了。”在江宁陆郎，几乎每个老人都提起了一个叫陶老小的人，说他知道很多很多东西，可惜两年前死了。

　　孙宅巍说：“上世纪 80年代我们也曾经想到要搞这个名单，但是也比较困难了。因为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四五十年的时间了，超越了两代人。”

　　张连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孙宅巍说，现在的补救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现存的档案资料进行地毯式搜寻；第二就是找到当时的目击者、见证人，请他来说一说。”

　　“如果 20年前来做这个工作，会好一些。但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发现了这么一个不足，下大力气去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孙宅巍说。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责任编辑：孙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