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城市应有“痛前就思痛”智慧

　　最近广州有两条交通方面的新闻惹人注目。一是9月23日的《新快报》报道说，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周鹤龙表示，鉴于广州的道路越来越拥堵，今后将通过多种手段来控制中心城区小汽车拥有总量，必要时在交通特别拥挤区域有选择地实施通行收费制度。

　　二是9月23日的《羊城晚报》报道说，刚刚公布的《广州市城市交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未来广州将发展“慢行交通”，鼓励“自行车＋公交车”的出行模式，其中很重

　　一是有意征收交通拥挤费，一是建设自行车专用道，两条即将推行的举措一抑一扬，清晰地传递出了广州对城市交通拥堵的对策——控制私人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数量，鼓励市民选择有利于缓解道路压力的交通工具。这样的选择当然是对的，但却似乎不值得兴奋，因为广州的选择只是饱尝堵车之苦后的无奈之举。广州的决策者不妨扪心自问：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堵到现在这个程度，他们是不是还会有动力重视自行车的平等路权、去花大力气建设自行车通道？

　　汽车消费当然比自行车消费对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大得多，在我们疯狂迷恋汽车社会的背景下，城市的交通资源也越来越偏向汽车，自行车道逐渐被机动车道蚕食，甚至在有的地方已经难觅踪迹，人们不得不抛掉自行车，选择公交车或出租车甚至是自己买车。

　　9月23日《新京报》就报道了著名环保人士、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的感言“在北京骑自行车缺乏安全感”。梁从诫说，北京每天有240万人骑车上下班，但每天新增1000辆的私家车慢慢“吞食”了自行车的行驶空间，让他骑车都骑得提心吊胆。梁从诫的“不安全论”可谓是众多城市交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绝佳注脚。

　　如何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在鼓励汽车消费的同时，同样给自行车、公交车等交通工具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城市都要尽早应对的大命题。现在，广州已经在痛定思痛了，其他城市呢，有没有“痛前就思痛”的勇气和智慧？

　　■何晔（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