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创建中国式管理体系

　　管理学精英“点焊”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加快创建中国式管理体系

　　本报记者刘伟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中国管理创新论坛上，《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何志毅一开场就提出了中国文化与管理思想之间如何结合的话题，引起了众多嘉宾的共鸣。

　　发扬传统文化精髓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曹承础首先抛砖引玉，他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比喻成中医和西医。“西医很厉害，把一切不可以要的东西都切掉；中医却是看整个身体的状况。”“经营一个企业，要从全面来看。东方企业不应拷贝西方的做法，而要把我们好的东西发扬光大。”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白长虹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分众传媒的成功在于将分众的领域与大众的传播结合起来，同时通过西方企业用得较多的兼并方式迅速扩张；二是丽江仅有30万人的纳西族迄今非常活跃，一个原因在于这里讲究人文自然的和谐。

　　创建中国式的管理模式

　　来自海信集团的副总裁郭庆存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研究管理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当中的一些经典。”

　　对于创建中国式的管理模式，郭庆存开出了三个“药方”：一、研究中国式的管理，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传承，希望大学通过学术的研究，将理论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二、企业家要勇于实践。三、在借鉴、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中国的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甚至是一些管理的工具。

　　而《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则从传媒管理者的角度说，不仅要把国外企业引进来，中国的企业也要走出去。他认为，这种经济的扩张，都面临你要对世界说什么话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简单地重复西方的理念是不够的，必须有自身的实践。

　　应更多着眼于制度建设

　　“中国管理文化博大精深，但为什么很多人都困惑呢？我想，关键在于要把体制的问题变成体系的问题。中国的文化正因为博大精深，更多是思辨的逻辑色彩。不是所有人都能深刻体会。能不能把潜在的东西变成体制性、可操作化、可推动、可落实、可反馈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商学要做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说。

　　制度的作用，让大连万达集团副总裁陈平有感而发，坦陈自己欣赏类似于傻瓜相机的“傻瓜管理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制度和体系做得好，执行层面就算是连傻瓜也能做得好。“如果说一个企业把它的未来寄托在几个人身上，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是那几个人的竞争力，而不是企业的。如果企业真正想建立自己的东西，要在制度上有自己的策略，叫做可替代性流动模式。”

　　推动技术产品走出去

　　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中国并非没有先例，晋商就是一例，比如票号、期权等比西方还早，但为什么后来衰落了呢？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陈春花以最近对山西的考察得出结论——晋商的衰落在于离开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化的技术。

　　“文化需要载体，需要产品。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之所以弱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技术产品作为载体，没有将理念和价值观传播出去。”陈春花为企业家开出一个药方：让中国企业的技术和产品真正走向全世界。

　　而来自山东的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王兴山也似乎更强调平台的作用。他以《大染坊》为例，希望管理界和学术界与影视界更多合作，通过影视传播方式，把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结合的东西发扬光大。

　　嘉宾精彩观点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从东

　　先懂“四情”才能赚钱

　　本报记者吴德群

　　“经过多年的创业和商海中的激烈竞争，中国很多优秀企业不断进行管理创新，找到了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管理制度。”经过对中国企业尤其是珠三角企业的长期观察和研究，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从东认为，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四大管理创新模式。

　　第一类是以深圳比亚迪公司为代表的优势型管理。“这种管理创新模式的关键是找准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从而赢得市场，做强做大。”

　　第二类创新模式是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知识型管理。在强调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华为不断创新企业管理，求新、求异、求变，进行创新整理和科学化过程。“用好的知识进行管理，然后把好的实践固化成知识，再整理固化成自己的企业文化，进而整理固化成自己的企业结构。”

　　第三类是协同型管理。在珠江三角洲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群。这些中小企业群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同行之间虽然彼此竞争，但更多的是企业家经常在一起喝茶、交流情报、制定协调策略，有时甚至互相资金支持。“这种‘狼群战略’的结果是大家步调一致、互相配合，一块上都有肉吃。”

　　第四类是以蒙牛公司为代表的情境型管理。他说，蒙牛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重视“四情”：政情、商情、民情、人情。政情是指政策、法律、政府、社会，这是企业特别需要研究的。商情就是整个行业的情况。民情则是要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要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如蒙牛企业就是民生企业，一年解决100万农牧民的吃饭问题。人情就是要对员工讲人情，对战略伙伴讲情，同时还要对竞争者手下留情。他表示，中国企业要做强做大，就必须懂得“四情”。不讲“‘四情’，企业家一分钱也别想赚。”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

　　管理应关注制度流程

　　本报记者吴德群

　　“我们应该在把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更多的把对人的关注转向对制度、对流程的关注，从而建立起中国式的管理体系。”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管理创新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认为，构建中国式管理体系的时候到了。

　　徐飞说，在中国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应该构建中国式的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应该不仅是中国的管理体系，还应借鉴西方管理体系的精华。包括艺术的层次、哲学的层次、知识的层次，方法的层次，理念的层次等。”他认为，西方管理体系重视流程，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而中国人传统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思想，为管理创新提供了文化支撑。

　　他认为，中国管理体系建设需要三个方面的突破。第一要把体制的问题变成体系的问题，把潜在的东西变成体制性、可操作化、可推动、可落实、可反馈的一个东西。第二应该把从对人的关注，更多的转向对制度、对流程的关注。第三是在中国管理里面，除了崇尚最高道德外，还应重视对义务道德的把握。

　　分众传媒首席战略官陈岩

　　让管理结合理性人性

　　本报记者吴德群

　　“我们应站在实战的角度上看中国的管理创新，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东西，只要管用我们就要用于实践当中。”昨日，在中国管理创新论坛上，分众传媒首席战略官陈岩女士表示，理性管理和人性管理二者合一，更能让企业在竞争更强大。

　　她说，无论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还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中，都应该采取“拿来主义”和扬弃方法，即把西方好的管理思想为我所用。如西方发达国家重视企业的流程管理和制度建设，这些值得我们的企业吸收。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很多值得继承的宝藏，就应该在企业管理中加以利用。

　　她认为，企业战略是相当重要的。“首先一个企业要有长远目标，同时还要有短期目标。”企业的战略目标对了，才能做强，一旦错了必定败下阵来。同时，为了配合战略，还需要一定的战略计划和实现目标的制度，保证战略被正确的、完全的执行下去。如果没有目标的制度，又没有实现目标的流程，那么企业战略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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