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解码《广雅丛书》

　　编者按：清末广雅书局所刻的《广雅丛书》向来被世人视为善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尚缺乏对《广雅丛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广州大典》编委会以《广雅丛书》作为大典的第一辑首先推出，使广大读者能够读到这部广东清代刻书中颇具影响的经典。日前，本报记者特意从大典编委会发掘出120多年前广雅书局和《广雅丛书》的故事。

　　张之洞与《广雅丛书》的渊源

　　说起《广雅丛书》，不能不提到广雅书局和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号抱冰，直隶（今河北）南皮人。他是继李鸿章之后晚期洋务派的首脑之一。在两广任上，他先后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广雅书院等各种近代学堂。在学术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影响深远。著有《书目答问》、《劝学编》、《輶轩语》、《广雅堂集》等，后人汇编成《张之洞全集》出版。

　　一、开创广雅书局在晚清脱颖而出

　　在张之洞抵粤之前，广东没有正式的官书局。光绪十二年(1887年)三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带头捐资创办广雅书局。紧接着又于次年奏设广雅书院。道光年间广东阮元主持的官方刻书，尤其是其校刊的《皇清经解》等书颇有影响，这对张之洞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广雅书局的创办，既有当时的历史因素，又有张之洞个人的原因。

　　清代后期，清政府内外交困，以曾国藩为首，浙江、苏州、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山东等书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官书局的出现，其主观目的是为了重振儒学，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以维护封建政权的统治，但客观上却为清后期的文化出版注入了生机。

　　就张之洞个人而言，他出身翰林，重视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刻书作为推行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自然受其关注。早在光绪初年，他在四川学政任上撰写《书目答问》时，即专门附录一节《劝刻书说》，认为“且刻书有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广雅书局在晚清各官书局中属于较为晚出者。但它能脱颖而出，迅速跻身于著名书局之列，这也与张之洞有莫大的关系。

　　二、高薪网罗各种人才建立文化基金

　　广雅书局成立后，张之洞广罗人才，并派人搜寻遗书。他委派手下的重要幕僚华阳王秉恩为书局提调，即书局负责人。此人乃王闿运弟子，长期追随张之洞。他不但负责提调事宜，还参与校勘。参与刻书主要工作的廖廷相、缪荃孙、屠寄、陶濬宣、王仁俊、叶昌炽、陶邵学、陶福祥、李肇沅、桂坫等皆为近代著名学者、一时俊彦。这些学者的工作除了校勘之外，还包括访书。如张之洞就曾命缪荃孙“在京访求应刻之书”。其他校勘人员除广东地区学者之外，也多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少为江浙学者。这帮由张之洞聘请的学者保证了书局在选书、校勘等方面的质量，也令广雅书局在其离粤之后基本上仍能按其思路继续运作。

　　各方学者的加盟，在人力上确保了广雅书局刻书的质量。而张之洞在创办书局之初对书局经费的精心安排，则在资金上保证了书局的正常运作。他不仅自己带头捐款，还发动在粤盐商出资，多者数万，少者数千。并将这些钱存起来，类似现在的文化基金，专司文化建设之用。充裕的经费，为广雅书局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据说，当时广雅书局的稿费是比较高的。学者工资达到几十两之多。书局之所以能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名流学者，主要得益于张之洞的个人魅力，但不可否认，书局雄厚的资金保证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雅书局的创办，不但保存、传播了大量珍贵典籍，更有力地促进了广东文化的发展。

　　广雅书局20年刻书成果累累

　　广雅书局刻书始于光绪十三年，历时二十来年。据不完全统计，广雅书局在此期间共刻书两百一十五种，其中包括《钦定全唐文》一千卷、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四十八种等巨著，其规模极为宏大。此后于宣统二年又出版了铅印的《小学各科教授法》。

　　一、“史部”数量最多质量最高

　　广雅书局的刻书秉承张之洞经世致用的理念，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史两部为主，子、集两部数量甚少。这也是晚清官书局刻书的共同特点。史部则是广雅书局刻书中数量最多，也是质量最高、最有广雅特色的一类。收入《广雅丛书》的史部著作达九十多种，另外还有很多重要的著作没有收入丛书，其中包括：《元和郡县书》、《读史方舆纪要》、《纪事本末汇编》八种，历代会要五种，《历代通鉴纂要》、《资治通鉴考异》等等。丛书中的史部著作，以清人著述为主，基本反映了清代史学的考证、注疏、校勘、补遗、辑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

　　除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书籍之外，有关洋务的书籍也是广雅书局刻印的对象。张之洞对洋务有浓厚的兴趣，在粤时即开始着手兴办洋务产业。因此，译印有关西学的书籍自然列入广雅书局的刻印计划当中。但可惜他很快就调离广东，无法亲自督促付之实行。在已知广雅书局的刻书中，有关洋务的书籍仅有《佐治刍言》和《泰西新史览要》等数种。

　　二、开刻首年即有成果一千余卷

　　广雅书局的刻书在创办之初就已经颇具规模。光绪十三年的刻书，收入《广雅丛书》并有刊刻年代可考者就有《大戴礼记解诂》、《史记志疑》等五种。再加上未收入丛书的卷帙浩繁的《通鉴纪事本末》、《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总卷数达一千余卷，可见广雅书局在正式成立之初就已具有宏大的气象，其刻印效率极高，颇有张之洞的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

　　次年刻书数量，光《广雅丛书》中就有十五种。此后至光绪二十九年，书局每年均有刻书。光绪十七年至少刻了四十多种书，光收入《广雅丛书》者即近四十种。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刻书的种数相对较少。二十六年尚有十多种，二十七年也有数种，其中还包括一千卷的《钦定全唐文》。可见书局在此期间每年刻书的数量上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此后迅速衰落，直至停顿。

　　《广雅丛书》的特色

　　《广雅丛书》只是广雅书局刻书中的一部分，《广雅丛书》之名也是民国九年才正式出现。

　　一、学术界对丛书名称莫衷一是

　　广雅书局刻书版式统一，有明确的版本特征：四周单边，上下小黑口，单鱼尾，中刻书名、卷次和页码，下象鼻右侧刻“广雅书局刊”五字。版框左上有书耳，记本版字数，大小字分列。绝大多数为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四字，大小字数相同。总体来说，《广雅丛书》的版式古雅大方，行格疏朗，字体端庄，开本阔大，是晚清官书局刻书中的佼佼者。

　　广雅书局刻书之初并没考虑以丛书的形式刻印书籍。书口上也仅刻“广雅书局刊”五字，而并未像《海山仙馆丛书》那样在书口直截了当地刻上“海山仙馆丛书”字样。直到民国九年进行整理汇编时才被明确冠以丛书之名并汇编印行。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丛书的名称莫衷一是，多数人称之为《广雅丛书》，少数则称为《广雅书局丛书》（如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及骆伟主编《广东文献综录》等）。据广州大典编纂学者们研究意见认为，“广雅丛书”一名当更接近当时整理者的本意。

　　二、广雅丛书版式风格统一为历史罕见

　　关于丛书收录书籍的数量，今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统计，共有一百五十四种。但对历来各种著述所统计的数字均有出入。

　　广雅版片印行所及其后续机构至少共有三份关于此丛书的目录：一是在丛书卷首民国九年徐信符所编的丛书目录，据统计，共有一百五十三种；二是民国十六年广雅印行所发行的营业目录，自称一百五十五种，实际上达一百六十四种之多；三是徐信符在《广雅书局及学海堂等版片述略》中所开列的“广雅丛书细目”，也是一百五十五种。而《中国丛书综录》则更有一百五十七种之多，《广东文献综录》则标明是一百五十四种。

　　《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本丛书的子目与徐信符所编目录相当接近而数目略多，实际上所收书籍是一致的。之所以造成数目上的出入，其原因在于两者在个别书的分合上不太一致。如周嘉猷《南北史表》七卷，《综录》则分成《南北史年表》一卷、《南北史世系表》五卷和《南北史帝王世袭表》一卷等三种。其实广雅书局在刻此三种书时已将其合成一种，书名《南北史表》已清楚表明是此三书的总汇。

　　《广雅丛书》诸书刊刻年代，最早为光绪十三年，最迟是光绪二十七年，历时长达十五年，品目多达一百五十余种，而其版式、风格前后如此划一，可见当时主事者对书局的刻书有过长期的规划，并一以贯之认真付诸实践。这种情况不但在晚清的官书局刻书中绝无仅有，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广雅丛书》的价值所在

　　《广雅丛书》虽是后人汇编而成的，但它仍然代表了广雅书局刻书的成就，不但规模大，而且质量高，被世人视为善本，具有极高的版本学价值。《广州大典》编委会期望，通过这次重印，能够促进对它们的研究，更好地发掘其价值，为今天的文化、出版工作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一、《周易解故》等孤本因广雅刻书得以保存

　　广雅书局从一开始就注重搜访遗佚，不少孤本因此得以保存。民国九年《广雅书局丛书目录》于每书之后均注明其所采用底本，方便后人了解其版本。其选用底本讲究，不少为原稿或抄本，其他则尽量选用原刻本、家刻本等质量较高的。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丁晏《周易解故》在内的二十余种以原稿本为底本刊刻的，另外还有十多种是传抄本。这些著作通过广雅书局的刊布得以保存下来。

　　最明显的例子是，丛书中收录的黟县汤球所辑《九家旧晋书辑本》三十七卷、《晋纪辑本》五卷、《晋阳秋辑本》五卷等七种著作，其底本皆为书局搜访而来的原稿本。《贩书偶记》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书所著录的汤氏著作，皆属广雅书局版本。可知汤氏的著作因广雅书局的刊布才得以传世。如果其原稿本不经广雅书局刊布，则可能早已散佚无存，其人也可能因此湮没无闻。仅此一点，其版本学意义已经可想而知。不单如此，在光绪十七年校刻其所辑《十六国春秋》后，王秉恩还请吴翊寅根据采访的资料代撰了一篇《汤伯汗先生传》，介绍其生平及学术成就。该文刊于《曼陀罗花室文》（光绪十九年广雅书局刊本）中。汤球其人其书，赖广雅书局而得传于世。

　　二、研究岭南学术史的第一手资料

　　在学术上，《广雅丛书》同样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价值。首先，丛书中的经、史两部著作多为清人作品，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和成就，是研究清代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其中，史部尤为注重著作的系列性，使后人更方便、更全面地了解清代史学在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其次，《广雅丛书》所收各书皆为广雅书局中的诸多著名学者所选编。它们反映了这些学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取向。不少书所附的校勘记，后人更可从中窥见他们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水平。

　　第三，丛书收录了若干清代粤人如陈澧、何若瑶、侯康等人的著作，从中可见清代岭南学者在全国的学术地位，是研究岭南学术史的第一手资料。 （林锐、周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