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父子兵

　　直言

　　白烁

　　近日，安徽淮北市中院对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父子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匡炳文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以同一罪名判处匡炳

　　毫无疑问，匡炳文、匡中平可称为“腐败父子兵”。从黑龙江慕马案到河北程维高案、江西丁鑫发案，再到苏州市姜人杰案，近些年来，父子、夫妻等家庭成员结成腐败联盟，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大搞家族腐败的行为已是屡见不鲜了。其实，家族式腐败古已有之。明代嘉靖年间，善于操纵朝政的奸相严嵩极其好利，他的儿子严世藩就是其“腐败事业”的好助手。清代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的种种腐败活动，也有其全家之功。

　　从根本上来说，家族式腐败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很深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一旦有寻租机会，腐败者往往会唯家族利益马首是瞻。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恐怕往往就是对家族式腐败的一个注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团伙腐败，家族式腐败的优势在于，亲情和血缘的纽带使个体间容易形成较为充分的信任，并进一步发展为信息共享、利益共享，成为一个高度团结一致的小集团，对外界筑造起一道极具防护能力的围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便是东窗事发，家族成员之间也会有较为强烈的“相互保护”心理。相互检举、“囚徒困境”在腐败家族成员间都不容易产生，从而给国家检查、调查带来极大的困难。

　　一荣俱荣往往也意味着一损俱损。在调查、审讯技术越来越先进的今天，通过家族式腐败攫取的巨额财富，往往建立在沙丘之上。当反腐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不仅这些不法得利将被国家没收，而且所有的涉案家属都将沦为阶下囚。这样的例子已是多得不胜枚举。

　　反腐活动关键在于切中要害。近年来，相关部门不断组织官员家属进行反腐教育，是从家族式腐败的文化根源的角度下手。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印尼的苏哈托家族，还是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和秘鲁的藤森家族，其腐败活动主要还是源于权力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因此，要想终结家族腐败，恐怕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完善包括官员家庭财产汇报制度在内的各种权力监督机制，堵上以权力为家族致富的制度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