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贪腐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作者：徐迅雷

　　人质恋上绑匪，官员爱上腐败。你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

　　又一个副省级的高官被判刑了：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一审被判11年，侯伍杰受贿款物合计是88万余元（9月19日《羊城晚报》）。此前《三联生活周刊》有个详细的报道，

　　官员为什么会喜欢腐败、爱上腐败亚腐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命题。以当今官员的智商，谁都明白贪腐是坏事，但贪官却都喜欢被腐败“绑架”，甘愿充当腐败的“人质”，换句话说，有贪腐之心的官员，宁愿被腐败所俘虏。譬如，日前被判死缓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他在《我的沉痛的反思》中写道，“我除了追求金钱，千方百计搞钱以外，还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毫无羞耻”（9月14日《成都晚报》）。雷渊利爱上“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统统用一个“玩”字搞定，他热衷于腐败堕落行为，就是典型的“爱上腐败”。

　　“官员爱上腐败”与“人质恋上绑匪”有一种奇怪的“相同基因”现象。人质恋上绑匪，是社会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官员爱上腐败，是官场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1973年被发明的一个词汇：当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两名劫匪绑架了4名人质，在地下金库把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最后劫匪向警方投降，可是所有的受害者都声明并不痛恨歹徒，他们感谢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名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这起案件让人们跌碎一地眼镜，心理学家经过深入研究，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受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后来一系列的案件证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广泛性存在，譬如最近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失踪了8年后突然现身，她“奇怪”地爱上劫持她的男子。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看起来很“变态”，但在“封闭的循环”里，确能成为一种现实。它构成的要件中，有“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整体上，施害与受害是泾渭分明的，但施害者常常给予受害者一些甜头，不知不觉中，受害者就爱上了这样的甜头，最终导致“别无选择”地爱上施害者。

　　官员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恰恰与此相类。官员成为贪官，可谓腐败的“受害者”，但腐败伸出的魔掌上面常常有糖果，让官员尝到“甜头”，于是，渐渐爱上这样的甜头，时时喜欢去尝这样的甜头，最后心甘情愿地成了“腐败绑匪”的人质与俘虏。官员明明知道腐败如“绑匪”，但在有限空间里，就是甘愿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爱上这样的“腐败绑匪”。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贪腐者对腐败产生了好感，并逐渐走向对腐败的依赖，若是离开了“腐败”反而感到浑身难受了！

　　年轻人“爱上爱情”，官员们“爱上腐败”。“爱上腐败”之后，“腐败”也从贬义形象变成了中性甚至“褒义”的了，比如“今天去哪里腐败”曾是一句“流行语”，是说“今天去哪里白吃白喝”，“吃公家的”被称为“腐败”倒也精到而形象，可是“去哪里腐败”轻松口语化，几乎就是大众层面的“腐败认同”了。这多么可怕——因为这是孕育侯伍杰、雷渊利之流的肥厚土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