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之二)

　　随贺龙长征

　　符晓 向国生 周保林 陈和初

　　李家清，1917年8月生于慈利县一个贫苦农家，1934年10月参加红军。1944年出席陕甘宁边区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5年受邀参加首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活动。如今离休居住在慈利县城女儿家安享晚年。

　　89岁的李家清老人说，他一生最难忘的是跟随贺龙长征的经历———

　　1935年8月，我在红军部队当班长。贺龙率领我们向永顺进军，途中要经过湘西险关———板栗堰。蒋介石从江西调来的嫡系部队抢先盘踞了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我们部队在离板栗堰15里处宿营。晚上，贺龙叼着烟斗来到我班，一进门就说：“来，扳扳手腕。”开始，我们不敢与他对阵。后来，我鼓起勇气一试，输了；接着先后10多个战士与他扳，都输了。这时贺龙笑着对我们说：“还不行啰！把枕头垫高一点，美美睡三晚，再来扳一盘。”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几天后一个夜里三更时分，贺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命令我们一营抢占板栗堰右翼山头，二营顺山沟直插敌人心脏，三营作预备队。正当我们去抢占山头时，敌人一个教导营也向山头出发了。山头被我们抢占了。刚喘过气，只见山下的敌军像蚂蚁一样往上爬。营长一声喊“打”，一阵密集的枪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我班一个新战士被敌军的弹片打中腹部，鲜血直流。我跑去抱着他。他微微睁开双眼对我说：“班长，我不行了。你们狠狠打，打赢后，再和贺龙同志扳扳手腕……”话还没说完就牺牲了。此时，战士们情绪激昂，个个好似下山的猛虎，怒扫顽敌。整个战斗只花了4个小时，缴获敌军的武器弹药堆成了一座小山，击毙了敌军师长，还生擒了几个营、团长。次日晚上，连部开了个庆功会，同志们用面盆做锣鼓，边敲边唱：

　　贺龙老总上火线，指挥我们来作战。个个战士像天兵，敌军一下完了蛋。

　　1936年5月，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来到雪山下……

　　部队宿营时，贺龙来到连队，发现一名红军战士昏倒在雪地上，连忙用双手把这名奄奄一息的战士抱在怀里，直向军部帐篷奔去。

　　这名战士渐渐清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贺老总的怀里，便慢慢地张开嘴：“首长，你把我放下……留着精力领着大伙继续长征吧……”未等天明，这名战士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贺龙把卫兵小吴叫到跟前，沉痛地说：“吴伢，把这个同志的姓名、籍贯、所在连队查一查，记下来，等革命胜利了，也好让他的亲人知道，他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烈士！”很快查明，这位牺牲的战士名叫李传兴，是在洪湖根据地入伍的。我们将烈士遗体抬到一座高坡上，扒开积雪，将他安葬好，然后缓缓地脱下军帽，沉痛地告别。

　　肖瑞林

　　肖瑞林的红色记忆

　　龚爱民 向国生 符晓

　　肖瑞林，土家族，1914年3月出生于桑植县。1934年参加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不久参加地方游击队，1934年转入红军。1938年在战斗中负伤致盲。1959年回桑植居住。

　　肖瑞林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是66年前一束光芒四射的炮火。从此他的人生就成了没有光亮和色彩的世界。如今，肖老92岁了，牙齿已经掉光，鬓发已经全白，而且耳背。但我们只给他起了个头，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珍藏在心底的那次远征———

　　1934年11月，红军在大庸，就是今天的永定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动员我们老百姓去参加革命。我搞不清“苏维埃”是个什么意思，但听说革命能让穷人翻身，能吃饱饭，就去了。开始，我进入红军的干部培训班，学文化，学军事，学政治。从干训班出来，我被编在红二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干事，主要工作就是动员老百姓去当红军。

　　长征路上，我的工作还是扩红。我们政治部每个人都定了个宣传、扩红、筹粮的竞赛计划。我的口才就是那时练出来的。我不仅能说，还会唱。那时唱的歌，我现在还记得：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

　　我一说一唱，一转身的工夫，就有很多人跟我来了。当时参军的人很多，我们光在黔西几个地方就扩红5000多人。

　　啊！你们问长征路上到底是怎么个苦法？实话告诉你，部队过了金沙江就开始吃炒面，吃青稞，后来连炒面、青稞都没得吃了。人饿得不行了，就吃树皮野菜。开始野菜很多，但有的不能吃，吃了会拉肚子，会死人。我们就让马先吃，马吃过的，我们就跟着吃。这还不算最坏的。过草地时，我们连野菜野草都没得吃了。前面过去了几支红军队伍，凡是能吃的都被他们吃光了……

　　尽管很苦，但我们一路的扩红工作做得很好，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们就动员人家来当红军。所以，我们红二、六军团在长征路上虽然伤亡也多，但到了陕北，还有一万多人，后来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刘宗舜

　　任弼时身边的“小鬼”

　　本报记者 陶田阶 杨又华

　　刘宗舜，1918年10月出生于茶陵县一个贫苦农家，1934年参加红六军团的西征。1990年从省林业厅离休。

　　记者面前的刘老，中等个头，花白鬓发，年近九旬却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起他加入红军并参加长征的往事，老人侃侃而谈，把我们带入了那不平凡的岁月。

　　大革命时期的茶陵，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刘宗舜先后加入儿童团和共青团。不久，湘赣苏区“扩红”，刘宗舜随中共茶陵县委、团县委的十多位同志一起参加红军，来到江西永新。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红军首长看中了刘宗舜，从此，刘宗舜便成了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任弼时的通信员，包括任弼时在内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鬼”。

　　“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行军、打仗更是十分危险，但我什么也不怕，从没想过离开红军。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共产党和红军是穷人的救星。革命队伍中的官兵一致、战友深情，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说到这里，刘宗舜老人动情地讲起了他跟随任弼时长征在湖南的小故事。

　　西征到桂东时，刘宗舜开始“打摆子”（疟疾）。首长和战友发现后，马上把他送到卫生队。行军时，大家抢着用担架抬他，生活上处处照顾他。特别让他感动的是身为中央领导、军团最高负责人的任弼时对他的关照。那是队伍走到桂阳后，因还在病中的他硬是不坐担架，渐渐落到了队伍后头。就在这时，任弼时发现了他，连忙下马询问他的病情，随后硬是让饲马员将他扶上了马。这一骑，就是两个多小时，直到抵达宿营地。

　　“当时我小小年纪不懂事，后来我为这事后悔了一辈子。要知道，那时任弼时同志身体很虚弱，他也多么需要骑马呀！”刘老面对我们感叹着。他又说，任弼时同志还像亲哥关心小弟一样，关心着他的前途。长征到永顺，任弼时亲自找他谈话，询问他以后想干什么工作。年轻的刘宗舜对无线电收发报很好奇，表示愿学无线电。任弼时便把他安排到了无线电大队。此后，一直到陕北，刘宗舜专搞无线电，一干就是10年。

　　在延安，任弼时仍然关心着刘宗舜，刘宗舜也把任弼时夫妇当亲人。“就在那个时候，爱好摄影的弼时同志还亲手给我和我妻子拍过好几张照片呢！”刘老说着，连忙要老伴将那些照片找了出来。面对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他一时陷入了沉思。那神情，分明是在深切怀念英年早逝的任弼时同志……

　　田凤武

　　最艰苦的是过草地

　　本报记者 张湘河

　　田凤武，1917年生于湖北省来凤县农家，1935年入伍，跟随贺龙长征。建国后曾任湘西公安大队大队长等职务，1965年离休。

　　一个秋日，记者走进绿树掩映的吉首军分区大院，见到了田老。88岁的田老早已双目失明，耳朵也背得很，交流很是困难，幸亏其女儿代笔写了回忆录，采访才得以顺利进行。

　　17岁那年，田凤武想去当红军———可差点没当成。

　　“1935年5月初，父亲给了我几块铜板，要我去赶集买盐。我翻山越岭走了两天，来到湖南省龙山县招头寨找到了红军。一个红军战士问我多大了，我说17岁了。红军战士说：‘你太小了，等长大了再来。’我好说歹说都不行，只好转身回家。当我走到镇子中间大街上时，遇见了一个背盒子枪的红军，他听了我的请求，也问多大了。我马上说18岁了，他很痛快地答复：‘小鬼，欢迎你参加红军。’”

　　参军不久，田凤武便经历了红军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红二、六军团会师。

　　“在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的大会上，贺龙要我们红六军团当前抓紧三件事：第一是睡好觉、吃好饭；第二是洗澡理发洗衣服；第三是打草鞋。”

　　不久又是长征。田凤武还记得在桑植刘家坪誓师大会上王震说的话：“同志们，我们要走远路了，大家要有吃苦的精神！”

　　谈起长征的艰苦，田凤武回忆：“当时已近夏天，指战员们每人身上只穿着一件单军衣。好不容易买到一点辣椒、生姜，出发前，烧了一锅麻辣汤，战士们每人喝了一碗。我们爬到雪山上，冻得浑身直打哆嗦，而且高山缺氧，越往上呼吸越困难，浑身无力，不小心还会陷入雪坑中。”

　　但田凤武觉得最艰苦的还是过草地。“我们师断粮12天，全以野草、草根、牛皮充饥。好一点的野菜都被走在前面的队伍吃光了，我们只有吃苦涩的野菜。草地的水是锈黄色或蓝色的，不仅不能喝，而且伤口沾上就会溃烂。在水草地，晚上不能躺下睡，只能用树枝搭在有干泥巴的地方蹲着休息。有的人睡觉时还好好的，第二天叫他启程时却已牺牲了。”

　　田凤武还记得：一出大草地，贺龙司令员叫我们全体战士永远记住这个地方！（田凤武同志于今年10月7日逝世）

　　彭金山

　　为毛主席当电话兵

　　本报记者 邓梅辉 通讯员 陈学斌

　　彭金山，湖南省长沙市人，1911年出生，1929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电话员，参加过著名的突破乌江、抢渡大渡河、四渡赤水等战斗。正师职离职休养。

　　一个晴朗的秋日，在花团锦簇、绿树成荫的省军区东湖干休所，我们见到了今年已95岁高龄的红军老战士彭金山。

　　彭老告诉我们，1933年6月，他所在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二师作为前卫师之一，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完成了先遣作战任务。

　　“我当时是电话员。长征途中当电话员是最苦最累的，每天必须多走10多公里路。人家走80多公里，我们就得走90多公里，收了电话线，还要立马跟上部队。”彭金山说，“除了苦累，最要命的是责任重大。首长要求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架设电话线，以保证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作战命令畅通无阻地下达部队。”

　　我们从彭老的回忆中得知，那时候的电话员，不仅仅是接转电话，在长征途中，行军路线随时都在改变，电话兵必须随身携带电话线，每个人要背10公斤线，负责架设一公里。为了绕开敌人，红军走的是崎岖的山路。电话兵除了背一捆电线外，还要背武器、背包，加起来有好几十斤重，尽管那时他们都很年轻，但背那么重的东西，还是有点受不了。背电话线背得最辛苦的时候，他们几乎每走三五米就换一次肩。因此，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电话兵练就了一副“铁肩膀”、一双“飞毛腿”。

　　对于通讯设备这类机器，他们这些“半路出家”的电话兵大都是“门外汉”，一旦出了问题也不知道出在哪里。能修机子、被他们称为“师傅”的都是从国民党军队那边投诚过来的，喜欢耍点“技术权威”。一旦电话出了毛病要他们修，他们就摆架子，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彭金山他们也拿这些人没办法，只要那些师傅能修好电话机，能满足的要求都尽量满足，因为这关系到红军的作战指挥和战斗胜利。

　　陈学光

　　红旗永在前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张剑钢

　　陈学光，1915年12月出生，湖南新化县人，1933年12月参加红军，长征中在红二军团司令部当通信员，现离职休养。

　　一个90岁的老人，会是什么样子？未见红军老战士陈学光之前，一个佝偻老头的形象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然而，当8月下旬我们走进陈学光的家时，禁不住眼前一亮，真不敢相信这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精神抖擞，连牙齿都完好无缺的红军老战士已年过九旬。

　　“长征中的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陈老告诉我们，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新化，他和叔叔、堂兄三个人同时走上革命道路，成了红军战士。一路行军战斗，经过溆浦、辰溪、芷江、新晃，进入贵州。陈学光当时年仅20岁，因机灵活泼，被分配在军团司令部做通信员。几个月的行军作战，陈学光由一名青年农民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他的枪法特别准，成了有名的神枪手，抬手一枪，就能打断敌人的电话线。时任军团长的贺龙看到他的枪法这么好，竖起拇指跟他说：“小陈，我要向你学习！”

　　陈学光随着长征的队伍，经历了无数次战斗，雪山草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吃过皮带、草根。1936年8月，他们过雪山，在雪山下休整3天，备了一些干粮，就出发了。途中又累又饿又冻，不时有战士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陈学光的堂兄，就倒在了雪山上。陈学光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回忆过雪山的一段话，却充满了诗情：“红旗在前面开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能走到红旗那里。然而，当我走到刚才红旗所在的地方时，红旗又到了前面。我追呀，追呀，红旗永远都在前面，永远都赶不上，永远都不能停下脚步”。抱着一定要追到红旗的念头，陈学光终于走出了茫茫雪山，快到陕北时，成了红军连长。一次战斗后，全连战友都已伤亡，陈学光成了“光杆司令”，便改行做了侦察兵。后来，陈学光当上侦察大队长，奔赴山西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