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应摒弃大拆大建”

　　丰富的文物家底如何保存？护旧与创新的关系如何协调？专家有话说：

　　“旧城改造应摒弃大拆大建”

　　老城区发力

　　明清古祠堂、西关大屋、东山老别墅、民国骑楼群……作为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广州拥有丰富的文物家底。

　　专家指出，过去在老城改造中“大拆大建”、历史文物建筑为房地产楼盘或市政建设无条件让路，已被证明是错误做法。

　　海珠区南华西街，清代十三行首富潘振承的私家花园，早已变成72房客的大杂院，狭窄逼仄；荔湾区逢源街一带，不少西关大屋多是人去楼空，寥落寂寞。这是广州老街老房子的缩影。

　　过去在老城改造中“大拆大建”、历史文物建筑为房地产楼盘或市政建设无条件让路，已被证明是错误做法。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屡有“大手笔”。历时三年的广州第四次文物普查摸出了三千多条文物线索，为下一步纳入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依据；广州市规划局在今年公布了新河浦、华侨新村、农林上路三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规定在保护区内不准建楼扩路……

　　历史文物建筑被保护下来了，接下来，如何利用文物建筑的价值，开发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这是摆在市民、专家和政府官员的新问题。

　　广州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坦承，造成目前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的主要症结是：文物的保护未能完全纳入到城市规划的管理系统中，使文物保护的监督和管理手段落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总体保护规划》虽已基本修订完成，但未审定公布实施；16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21片内部控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仅有10片正在做保护规划；4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大多还未能制定详细的区域保护规划。多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没落实在城区规划的电子信息地图中……

　　为此，从前年开始，广州的文物部门协同规划部门将文物建筑画入规划电子地形图中，建立文物信息数据库。

　　■专家新见

　　华工建院建筑历史教研室主任郑力鹏：

　　保护历史建筑不能全靠政府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教研室主任郑力鹏长期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和保护规划设计。对于广州的旧城改造和新生，他表示，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不能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保护历史建筑不能全靠政府。

　　改造应从小规模试验做起

　　郑力鹏说，在全国各地的老城区改造中，“大拆大建”备受诟病，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做法。老城区改造工程相当复杂、风险性大，目前国内的城市都在尝试、探索。如何既能改善老城区居住环境，又能保留历史人文风貌，现在还谈不上有行之有效的模式。

　　历史悠久的菊儿胡同是北京胡同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曾是危旧房较为集中的街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菊儿胡同的更新改造，他提出“有机更新”，重建的菊儿胡同按“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维持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

　　郑力鹏建议，老城区改造应该是小规模、渐进式的，选取个别典型街区进行试验性的改造，从这些个案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出“广州模式”。

　　老屋去留不明让人不敢修

　　郑力鹏等建筑规划专家曾对广州典型旧城区西关的若干历史街区做过调查。他们发现：大量的历史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和应予以保留的非文物建筑)，大多数产权人或使用人是无力解决保护问题的。这部分人中多数愿意异地安置，虽然居住地点较偏远，但是居住条件可得到显著改善，起码可以不用住危房。部分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愿意出资做室内装修、但不愿意做保护性维修。

　　郑力鹏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城市规划不明晰、不确定，历史建筑的去留不明确，产权人或使用人有钱也不敢投进去。

　　郑力鹏认为，政府领导对保护的重视与否是问题的关键，但靠领导重视，本质上是靠“人治”，不能使保护工作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保障，况且要保护的建筑太多，政府也负担不起。因此，从理论上讲，保护经费也不应全部由政府承担。政府投资的直接受益者是产权人和使用人，建筑的保护保养又是经常性、周期性的，政府花公众的钱让产权人和使用人坐享其成，是不符合公平性原则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许黎娜

　　图：

　　荔湾区梯云路上典型的旧民居。

　　本报记者李向新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