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怀忠、肖作新当政时期的阜阳官场的贪官们排着队在各地法院接受审判时，原本风平浪静的皖东杀出一匹黑马——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成为安徽第一巨贪县令。定远县共有37个乡镇，无一不向陈兆丰行贿。安徽第一巨贪县令陈兆丰110顶官帽卖出150万。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2006年10月16日。
定远县共有37个乡镇，无一不向陈兆丰行贿。为什么，最好的解释应该是陈兆丰是
一方“神仙”，不烧香拜佛，下面的“小堂主”肯定会坐不稳。要想坐稳，没有“神仙”的“金口玉言”，“前程”就会飘缈不定。如是，陈兆丰的庙宇香火兴隆，问卦讨吉言的络绎不绝。因为“神仙”能一言九鼎，能一言即出，驷马难追，想讨一句“吉言”，心不诚，不烧“高香”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据说，古代帝王是金口玉言，言出必践。今天我们从定远县这位“县太爷”的身上充分领略到了这一“风范”。
现在最可怕的是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封建官场嫡系“培养”已取代了党内组织关系，真正对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同志都被排斥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难怪被百姓讥为“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的陕西省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的行贿者中，有两人的做法“别具一格”：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的行贿款是从朋友处借来的，麻街镇党委书记唐康勋的行贿款居然是从信用社贷来的。还有在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区委书记杨毓培卖官案中，镇官刘恒送了存款搞贷款，甚至把父亲的住房作抵押贷款送给杨毓培，如愿以偿升任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他从权力收银台上弄到的黑钱则数倍于此。以致“贷款买官、当官还贷”成了一些腐败分子的“执政理念”。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关键是我们在干部的考察任用上个人说了算，干部提拔、任用随意性太大，根本没有标准，领导一句话就可以升迁。问题是领导的是那句话还往往是“名正言顺”的，因为每提拔一名干部，都要经过很多程序。有时候，明明是县委书记一个人的意见，但却也经过了“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人大任命”等关口。真要是上级追究起“用人失误”的时候，他就可能把自己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这等官场丑恶现象已经让一些群众见惯不惊而且显得麻木了。不用重典不治重病，试想，如果在一群腐败人员的领导下，人民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所以，有人建议：应该将买官卖官行为划归刑事犯罪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类进行严惩。
提不提谁全靠领导的判断，提到什么位置完全取决于钱的多少，领导的无法无天，职能部门的无奈，人民群众的无辜，使各种规章制度、约束机制形同虚设，干部晋升竟然形同菜市场上的买卖。定远县的买官卖官现象，并非是陈兆丰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暴露了该县行政运行机制上的问题，政府法治严重缺乏，既缺乏对领导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更缺乏干部任用的运行机制，存在着“鸭子和鸡亲嘴──谁嘴大就听谁的”的不合理现象，从而使县委书记能够“金口玉言”、“一诺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