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篇(下)——延安让人看到未来的中国

　　西方记者陕北行让外界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说——

　　延安让人看到未来的中国

　　近代篇(下)·引子

　　当詹姆斯·希尔顿写作《消失的地平线》的时候，从未想到它会畅销；当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使命和意义也一度认识不清；当亨利·卢斯将蒋介石夫妇包装后呈现在美国人面前的时候，对于自己能否成功也有过怀疑……

　　毫无疑问，他们都成功了。他们的成功是时代的需求。而这种趋向，其实早在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明走向末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法西斯的兴起与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更加深了这种趋向。

　　20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总是处于摇摆之中，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恐慌开始到恐慌结束。而在其中，就在下文所提起的这段时光，它是趋向光明的。(1840—1949年·下)

　　“他和大地属于同一起源”

　　美好的大地、诗意的中国，此种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国人为了弥补自身缺失而创造的梦

　　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给西方描绘了一个名叫“香格里拉”的人间仙境，而这个人间仙境就在中国。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1933年，西方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太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希尔顿这本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著作给人们提供了遁逃的最佳心理出处。该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香格里拉”也由此成为当时的热门词汇。

　　另一部将美好中国形象植入西方民众心中的是赛珍珠的《大地》。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作为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自幼接受中文教育，中文笔名就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而起的。1930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地》。

　　《大地》之所以能被美国读者认同，在于它描写的是一个人与土地的故事。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将王龙(小说主人公)创造出来的材料，与田野里的黄褐色泥土一般无二，他带着一种虔诚的喜悦把他的一点一滴的精力都给予了这黄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属于同一个起源，随着死亡的来临二者将合二为一，那时他将会得到安宁”。

　　这种对于土地的执着，让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感同身受，从而为美国人所认可。美国读者从赛珍珠小说中记住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广泛形象。《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使美国读者确信，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是如此的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钦佩。

　　在詹姆斯·希尔顿与赛珍珠对中国美好的大地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一些来华旅行的旅行家们也在游记中重复着这种创造。例如在爱沙尼亚哲学家赫尔曼·凯塞林笔下，田野里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农民。“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

　　美好的大地、诗意的中国，此种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国人为了弥补自身缺失而创造的梦。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说，“从1927年起的10年间，是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10年，是蒋介石建立自己专政的10年。”一些后来的外国研究者更是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黄金十年”。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这10年间发生了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混战，延绵不绝的水旱灾荒，当然还有永远难忘的“九·一八”。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黄金十年”的说法未免过于奢侈。

　　“红色中国是理想社会”

　　当1949年腐朽的蒋介石政权被人民推翻之后，美国人自己才从这个自造的迷梦中惊醒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生命旅途中，1936年6月的陕北之行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他那次带有冒险性的旅行，给西方人敲开了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是一个与其他中国地区截然不同的地域，一群特殊的革命者为心中的崇高理想，在这里进行着伟大的实践。

　　斯诺在陕北充分接触了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并与当地的百姓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而共产党和红色中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

　　1937年，斯诺将自己的采访报道结集出版，书名就叫《红星照耀中国》。通过斯诺的笔，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革命实践活动第一次较为全面、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继斯诺之后，更多的外国记者到陕北进行采访，其中包括中国人熟悉的史沫特莱女士。

　　1944年，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对红色中国和边区形象的报道，对西方影响较大。在这个记者团中，共有6名外国记者。在受到毛泽东接见之后，他们有的转赴晋绥解放区访问，有的继续留在延安。

　　在晋绥，《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等人深入抗战前线，亲身经历战斗，让外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是积极对日作战的。

　　福尔曼在通讯中写道：“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痛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的、拥护八路军的。”

　　在西方记者和观察者的笔下，红色中国及其后来的边区是一个“没有乞丐、没有鸦片、没有卖淫、没有贪污和苛捐杂税的理想社会”。当爱泼斯坦坐在延安的窑洞前，准备将自己的见闻告诉家人时，他的感受基本上是所有在延安的外国记者的共同心声，“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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