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篇——赛里斯人是最易相处的邻居

　　古代中国被西方称为“赛里斯”，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说——

　　赛里斯人是最易相处的邻居

　　古代篇·引子

　　当1275年马可·波罗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时，他惊诧于中国发达的物质文明。500多年后的1793年，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向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然而，“天朝”对“红夷”的优越感使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通商要求。当时英方代表马戛尔尼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如下的预言：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英军只需几艘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中国的命运被马戛尔尼言中了。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仅仅过了不到50年，中国就从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变成了一块外国列强觊觎的肥肉。

　　“他们完全不懂得战争和使用武器”

　　对西方而言，古代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体现了富足与文明的象征

　　最早提到中国的西方典籍，大概是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一书，它的作者是被罗马哲人西塞罗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在书中说：“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在该书的第四卷中，他更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定位于万里之遥的“北风以外”。虽然这样的只言片语只能隐约勾勒出中国的外貌，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古代希腊人对中国的敬意。因为在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风以外的人”正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

　　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逐渐清晰，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在公元前后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当时许多出身高贵的希腊人都穿着“赛里斯”人制作的衣服。

　　这个“赛里斯”人来自何方？原来，这些衣服是用西方人所没有的丝绸所制，而在当时，只有中国能掌握制造技术。

　　精美的丝绸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遐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对中国人的诚信充满了赞誉：“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对中国的评价，更能代表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他赞美中国物产的富饶：“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他更赞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本性：“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明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

　　对中国不加掩饰的溢美之词，或许是对中国丝文化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极度向往。这和以后西方因热爱中国的瓷器，而盛赞中国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一种互补心理，异国情调往往让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所以评价也会高于实际情况。这时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由于身在此山中，而是由于身在此山下。

　　因此，对西方而言，此时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体现了富足与文明的象征。这正是推动西方人去接近中国，急切认识中国的动力。

　　“那里生活着各种信仰的偶像崇拜者”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与西方能够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的国度

　　“中国人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们所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这是1246年，一位名叫柏朗嘉宾的意大利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柏朗嘉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依据亲身经历对中国作出描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中国的印象是首创性的。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印象，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更为直观。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与西方能够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的国度。

　　仅8年后，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也来到中国，他肩负着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尽管传教的目的没能达到，但鲁布鲁克对中国各种宗教信徒和睦相处的情景颇为赞赏。他在大汗的都城看到：“一个城区是有市场的撒拉逊人（伊斯兰信徒）居住区，另一个是契丹人（中国人）的城区。这两个城区外，还有12座各族的偶像寺庙、两座清真寺。城的尽头有一座基督徒的教堂。”

　　又过了50年，法国传教士孟特高维诺抵达北京。他赞叹中国的博大：“世界上没有任何国王能够以其帝国的辽阔疆域、人数众多的居民及其巨额财富而与大汗相媲美。”他服膺于中国人的宽容：“那里生活着各种信仰的偶像崇拜者。那里有大量属于各个教派并穿着各种法衣的僧侣。这些僧侣都要比天主教徒更为苦修和更为顺从。”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孟特高维诺显然不会错过传教的大好机会。1298年，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成功地为6000多人举行了洗礼，以至于他乐观地认为，西方将赢得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了。

　　“这是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

　　耶稣会传教士的频繁来华，最终推动了职业中国学的诞生

　　随着中国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绝，无论是马可·波罗的游记还是孟特高维诺写往欧洲的信函，都逐渐被人们遗忘，他们笔下的中国渐渐成为传奇。然而，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延续了他们前辈的事业。

　　利玛窦是16世纪以来，相继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他于1583年进入中国，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他那本蜚声西方的札记中，中国以一个幸福祥和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出产。”

　　“中国的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是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

　　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对中国的评价几乎与利玛窦同出一辙：“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它的境内有供人类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种美好的东西，它不仅用不着向别的国家乞讨，反而还有剩余满足邻近和遥远国家的需求。”“中国人重视道德，更尊重实践德行的人。他们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对于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而言，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

　　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奥瓦列斯，更是想从一些普通的事情上来突出中国的伟大：“关于这个国家的伟大，我听说了许多，而且看见了一些，对那些不认识中国的人来说，这很难说是真实的，因此我只谈那些在百姓中最普通的事。”他进而谈到了中国人的谦和、吏治的清廉和国家的稳定，言语之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先进、制度优越、社会繁荣的仰慕。中国，应当为西方所效仿，它为西方人描绘了一幅幸福生活前景。“他们的身体，以及他们的头脑，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楷模。他们的种种德行，可以当作基督教国家的优秀榜样。”

　　耶稣会传教士的频繁来华，最终推动了职业中国学的诞生。与之前西方人零零散散的游记、见闻录不同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系统和有目的地记录中国，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通过他们介绍到欧洲，引起了一场中学西渐的浪潮。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