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学生与社会怨怼

　　□香山闲话

　　10月17日《中山日报》有报道提出：近段日子，不断听到学生患重病的消息，虽然姓名、病情各不相同，但几乎遵循着类似叙事模式——主人公家境一般甚至困难，正值花季偏偏患上重病，要为昂贵的医药费发愁。每遇此难，同学、学校、媒体献爱心，发动社会捐助……但相对于昂贵的医药费来说，爱心有时力不从心，有些孩子还没来得及获得救助就已

　　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报道也列举了办法，比如建立快速通道，大企业多献爱心，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孩子健康从小抓起，等等。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钱从哪里来，只要有钱事情就好办了。问题的问题是钱不容易凑，因此才需要想办法。

　　怎么筹款，笔者没有更高明的建议，只能附议“以家庭自筹和师生捐助为主”，而这显然无甚帮助。但笔者想加重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和广泛性——患重病需要救助的岂止学生？农民工、城市特困人群自不必说，便是白领不也有因病致贫的吗？《南方都市报》就曾报道一个白领家庭因病卖掉了房子，骤然降为赤贫；该报还配发评论，而主旨尤其让人沉重甚至无望：碰到这种事情只能挺住！这时人们可能最容易与宗教接近，因为现实几乎无计改变，只能在对命运的担当中体会人世的艰辛和沉重，而这需要上帝、佛陀或者其他力量的支撑——渺小的人类无法也无力独自承受。

　　这样说多半会被讥为发言玄远、言不及义，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来说确实如此——足够的金钱远比上帝或者佛陀实在，问题是遭遇困境者往往很难筹到足够的钱。这时有一种情绪就是对社会乃至政府的怨怼：为什么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如果政府足够廉洁，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财力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吗？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也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政府不是说廉洁就能廉洁，社会保障也不是说充分就能充分的。不过这种情绪却要引起决策者的注意：人民可以承受苦难，但不能让人民长期独自承受苦难。一个政府必须通过自己道德上的廉洁和能力上的高效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一个政府有义务在竭尽所能后与人民一道承受现实的缺憾。

　　最近《瞭望周刊》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其实质就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淤积，而社会之所以不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政府的怨怼。疏导这种社会情绪，是否可以从解决重病学生的问题入手？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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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