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公司型”政府

　　□谢岳来

　　以笔者之见，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在于地方政府要与时俱进地改变政绩观，从片面谋求经济增长、谋求政府财力的增长以及城市面貌的表面光彩，转变为注重公共服务的提供，注重社会公平与全面发展，真正为一方百姓谋福利，特别是应当为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地方政府不应该像经营一家公司那样来经营一个地区，眼睛只盯着

　　“公司型”地方政府经营的主要资产，就是土地。围绕着土地，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为了吸引能下蛋的母鸡，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代价，廉价提供工业用地，同时附送各种政策优惠乃至信贷支持，大力招商引资。尽管肥了投资商，但地方政府毕竟收获了GDP、工业产值等体现政绩的数字，当然还有实实在在落入财政口袋的税收。至于这种利益交换的过程中，有关的公务员有没有“灰色收入”，姑且不表。全国各地大量的违法占地，主要跟地方政府急于招商引资、促进GDP与税收的增长有关。但这种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扭曲资源价格的做法，不利于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低效率的权贵资本把持市场机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

　　对于出让商品住房建设用地，“公司型”地方政府可就没有那么大方了，因为商品住房建起来，卖给老百姓，以后是不可能逐年创造GDP与税收的；地方政府只有收取土地出让收益及房地产开发税费这个一锤子买卖可以做。为了让政府的土地收益最大化，某些城市的政府不惜鼓励开发商与炒房者来哄抬房价，以“逼空”、鼓励投资与投机等种种方式，放大当期住房需求，甚至制定所谓“非饱和供应”的土地政策，人为制造住房供不应求的局面，以此推动房价与地价交替上涨，使得土地拍卖不断刷新天价记录。住房价格的上涨实际是一种利益再分配机制，它让拥有住房者，特别是拥有多套住房的富人更富；让“无产者”为获得住房而成为房奴；客观上，它将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阶层流动的困难。城市新移民、年轻白领阶层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压力与挫败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公司型”地方政府一方面努力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努力降低“成本”；具体到土地这种重要的“经营性资产”，就是要降低征地、拆迁安置的支出，为此不惜激化社会矛盾。全国因征地、拆迁安置不合理、不公平而引发的不和谐，乃至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现阶段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至于说增加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社会救济等领域的投入，在“公司型”地方政府的眼里，这是不必要的“营业外支出”，能节省就节省。只有对道路、市政设施等的投入是个例外，因为这是改善市容市貌以及招商引资所需要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看得见的政绩，就是“收入”。

　　创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必须去公司化，转而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也关心地方经济，但它着眼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与物质生活水平，更注重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致力于为企业提供高效、廉洁的服务，促使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地持续稳步增长；服务型政府也关心财政收入，但它着眼于增强政府为市民谋福利的能力，懂得取之有道，懂得可持续性发展，不与民争利，特别是不会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谋求经营土地的收益；服务型政府也关心环境保护与环境整治，但它绝不“烧钱”建设一些奢华的公共建筑、过于宽广的道路与广场来装点门面。

　　最重要地，服务型政府充分利用其公共财政，致力于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诸如基础医疗、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社会救济、中低收入者住房保障等。服务型政府把提供上述公共服务的质量，作为评判其政绩的依据；它通过这些公共服务，使全民公平地享有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并使穷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实现阶层流动，从而极大地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全面发展。

　　地方政府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反思过去的政绩观，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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