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哈尔滨疾病控制中心公开为女性性工作者举办“防艾”教育，推广使用避孕套知识的新闻，在社会各界引发了讨论。有人认为，在打击卖淫嫖娼与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之间，政府机关作出了正确选择。相对于保护公民身体健康而言，打击卖淫嫖娼违法犯罪行为只是一个次要的目标。为了主要目标而放弃次要目标，是整个社会必须承受的代价。也有人认为，打击卖淫嫖娼与防止艾滋病扩散并行不悖。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疾病控制中心防治艾滋病，他们相互分工配合，确保公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这样的讨论从表面上来看，属于价值判断，但缺乏理论意义。卖淫嫖娼是事实，艾滋病扩散也是事实。在两个事实之间，人为地进行取舍，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一些城市向卖淫嫖娼人员发放避孕套的做法，尽管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卖淫嫖娼现象。这种分而治之的做法，虽然是一种无奈之举，但确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举报违法行为的义务，如果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明知存在着卖淫嫖娼活动，而不向公安机关举报，那么，其行为就违反了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疾病控制中心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没有法律依据。有人认为，向卖淫人员发放避孕套，就像医生为持枪抢劫犯罪分子包扎伤口一样，是在履行人道主义的义务。的确，在治疗的过程中，不能因为其是犯罪分子而放弃治疗。但在治疗之后，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防止犯罪分子脱逃。
当然，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宣传的时候，接受宣传的对象并未实施违法行为。所以，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举报的义务。但问题在于，明知其即将从事违法行为，只是为了防止危害扩大，而采取疾病控制措施，那么，同样会触犯国家的法律，因为预防和阻止违法行为也是公民的义务。在社会干预活动中，教育、预防、救助、惩治缺一不可。国家权力机关在阻止违法行为的时候，不能各自为政，更不能像有些新闻媒体所评论的那样，不同机关工作人员可以适用不同的规则，分别采取行动。
打击卖淫嫖娼的执法机关与疾病控制机关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我国的法律困境。我国法律严禁卖淫嫖娼，但是，在社会上却存在着大量的卖淫嫖娼人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无非两种：一种是彻底禁止各种卖淫嫖娼活动。疾病控制机关对于那些偶然发生性行为的人员，加强性病艾滋病的宣传工作，并且采取措施防止性病艾滋病的扩散。对那些卖淫嫖娼人员，应当采取更加有力的干预行动，通过限制其人身自由，防止其继续从事营业性的性交易活动，从而阻断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另一种则是适当开放性交易活动，在特定的场所，通过登记注册的方式，对从事性交易的工作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防止性交易传染性病和艾滋病。
当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但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而且扰乱了人们的价值判断。既然法律不允许卖淫嫖娼，那么任何国家权力机关都应该采取措施打击这种行为，不能一方面采取打击措施，另一方面却养痈遗患。所谓的“次优选择”，只不过是执法机关减轻自己责任的遁词罢了。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任何公民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积极履行法定的义务，向有权机关举报卖淫嫖娼行为，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丑恶现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的存在，那么应当修改法律，在特定的地点设立专门的交易场所，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常驻此地，随时进行疾病监控和防治工作。在教育、预防、救助、惩治等各个环节，法律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统一的，法律规范指向的目标应当是清晰的，决不能分而治之，更不能各取所需，从而削弱法律的价值。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