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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由“公车表演”看公车改革之惑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2日06:00 光明网
邓海建

  今天有两个关于“公车”的新闻可谓相映成趣:一是10月16日《楚天都市报》消息说,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事发后,该局竟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组织30多辆车为其送葬。昨日,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这是对反腐问题的麻木!”;二是同日的《华西都市报》消息说,人大副主任嫁女现场直播,赴宴公车占道百余米:有小号牌车川A003××,车顶还带着警灯的川OA76××,以及12315的工商执法车川AKN6××……

  婚丧嫁娶,还真是“没有公车不成活”了。当年一波三折的“公车改革”就是为了清算“公车滥用”之罪、厘清公车公用以及周边的行政成本难题的,法理上讲,“政府是集体行动的高效工具”,遗憾的是,我国已然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这几年轰轰烈烈的“车改”固然没有“医改”那么受人关注,但结果一样惨然:全国车改的先行者杭州市,已于去年3月初宣布暂停车改,而暂停车改的原因与北京同出一辙,就是货币化改革导致车贴开支过高,与期望中的改革成效南辕北辙——“改”比“不改”还坏。老百姓只认一个死理:公车那么大个玩意儿,又不是官员的内衣,只要出来一招摇,谁都能对其去向天然性地监督到——为什么“公车滥用”成了顽疾?也许关键倒不在于是“货币化”还是“政策化”,关键是改前与改后的“公车”会不会一样有恃无恐,老百姓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有没有话语权?

  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因此,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就要把所有的官员当成会犯错的孩子,用制度、法律的威慑去严防腐败的土壤。可是,只要看看开学时的学校、节假日的休闲场所、甚至火葬场、清明墓地,“公车”的身影谁都能按图索骥的。我们需要反思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经济改革大大缩减了政府职能,而政府以公车开销为代表的行政开支却越来越高得离谱?首先,“公车改革”本身的理念就值得质疑。原有的“公车消费”本就在国家财政预算之外,如果把它纳入“改革”范畴而“货币化”,本质是对财政滥用下既得利益的一种默认式赎买,而从已经实行货币化的地方看,“职务消费”早异化为“权力消费”。按理,“不滥用公车”是公务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要求,而假公共财政之手予以额外的制度奖励难免有“权利自肥”之虞。其次,“公车滥用”之困境难以破解,因为它触动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利益,在刚性监管措施缺失(甚至连如何区分公车是公用还是私用都很难有个标准)的前提下,冀望于权利者“自断其尾”无异于天方夜谭,于是,现在的“公车改革”就成了政策决定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游戏——自己定规则、自己执行、自己解释,自圆其说。最后,从制度改革之流弊而言,公共政策变迁的“政府主导型”之滥觞没能被理性解构,纳税人——理论上公车的真正所有者被排除在改革话语之外,公车改革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自觉规范,缺少了民众的监督。

  车改之“难”,在“人”不在“车”,在“权”不在“制”。英国政府出台一项决定:一是在政府内部设立公车特别监控部门,即公车管理与调度机构;二是在所有的政府公车上安装无线电监控装置。我们那些明目张胆的“公车表演”,倒未必需要这么高科技手段的揭穿,给老百姓制度监管的通道,其实“公车之滥”本身又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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