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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痛大于我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2日09:28 南方日报

  子川

  巴金去世整一年了。享年101岁,在世人眼中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寿福!在当事人那里,他自己怎么感受这份寿福,别人不知道。生命就是这样,不活到那个年纪不会知道那人的体验与感受,然而,活到那份上呢,既不能再回去,也无法改变什么。传说巴金晚年因难忍病痛折磨曾多次向家属表达过安乐死的愿望,据此可以推测他生命旅途中的最后时刻未必如

外人想象的那样:多寿多福。

  巴金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作家。他们那茬作家大都是青年时期写作,中年时期当右派,极少的例外如茅盾、郭沫若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倒是担任过不小的文化官员,到“文革”又被一锅烩,无一例外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文化学术权威。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文艺界的春天来了,这一批与世纪同龄的老作家,大都垂垂老矣,虽然他们都被重新启用,担任协会主席或副主席什么的,却很难再与青年时期的写作接轨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能写作,不能按自己喜好去读书写作,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按说,无论当右派、当官员、当反动文化学术权威,写作是自己的事,问题就在于那是一个不能有自我、不能做自己事情的年代。几十年过去,巴金已经老了,路也走不动了。不止是巴金,像曹禺、茅盾、郭沫若,他们都一样,他们的创作生命被一个时代耽误掉。在新时期,当文艺的春天到来,他们用苍凉的音调放声高歌,庆贺这一天的到来,他们鼓与呼!只是他们的庆贺、他们的鼓与呼,仅对年轻一代有意义了,他们的创作之路其实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就已经走完。

  “文革”结束后,巴金以衰病之身完成了《随想录》的写作,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前提是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每天写几百字甚至更少字数的进度,历时数年,而且全书中还有一个说真话的大体态度。如果说这本书引起关注并产生广泛影响,事实上也大都从这几个方面来认可的。毕竟这本书不是巴金的才情之作,不是一生持续创作最后爆发的作品,就像长跑运动员的最后冲刺。而巴金年事已高,已经多年不能拿笔,不能像要求一个始终在跑道上长跑的运动员那样来要求他。更何况,说真话原是写作者的一个底线,如果不是曾经的假话横行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是这块土地上说真话始终存在困难的大前提,也就无所谓说真话的勇气。

  巴金一生中历经了许多苦难,包括他的爱妻在那个折磨人的时代里离他而去,然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肉体生命的延续却伴随着写作生命提前终结,这才是最大的苦难。与同辈人相比,巴金与冰心一样,长寿的生命给了他们足够长的时间去凝视并体味这样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痛感远远超出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他们的同道。在他的衰病之年,在他拿不动笔,在他还有诉说的愿望却没有了诉说的体能,巴金呀,你心里到底会想些什么?

  许多年前,我插队在农村,见到过一个垂死的老人,他已经不能说话,躺在那里,他的思维应当还在,他的眼睛还在转动,他的听觉依旧可以辨别声音,他的后人在那里阐说他的想法。我总觉得那些后人表达的并不是弥留之际的老人的真实想法,他们(那些后人)表达的内容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甚至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把这样一些想法强加给那位濒死的老人。那位老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许会有一种活着的人难以想象的痛吧?从那时起,我常常会想一个怪念头,那就是人在跨越死亡门槛的瞬间里,他到底会想些什么?

  在巴金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怪念头。巴金晚年到底想过一些什么?他表达出来没有?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刹那想些什么呢?

  本版插图/张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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