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小莹
在那时，我开始学会了想一些事儿。许多事儿结束了。一本书读过了。一个学期结束了。一些东西吃过了。这让我觉得有趣。那时候有个叫高玉宝的人写了一本书《我要读书》，主人翁就叫高玉宝，一个穷人的孩子，要读书；高玉宝趴在学堂的窗口偷听人家上课的情景，让我感受到“祖国花朵”的幸福生活。
我的康乐路小学在上海老北站对面的康乐路一条弄堂里。一个小学要分三个地方，分别在康乐路、安庆路（北部）和安庆路（南部）。早上在人家的弄堂里排着队，一个“两手前并举———向前看齐”，队伍就从弄堂口伸出去了，蔓延到上街沿，升旗，奏国歌，行队礼的时候，队伍后面的人都看不见国旗；做早操，经常会踢翻人家晒着的马桶。在国歌声中，弄堂里的人家却在埋头吃泡饭，稀里呼噜的，很不严肃。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又经常会跟那几条弄堂里的孩子打架。我们一个学校里的人结成一伙，他们一个弄堂里的人结成一伙的空间；这样便成了打群架。我们男孩如果头上有几个疤的话，多半是在那个时候打群架留下的。
在那时，上课的时间其实并不很多，学校的教室不够，学校只能上半天课，所以课桌里经常会有别的班级遗留下来的东西，低年级的看见高年级的课本觉得很深奥；高年级的看见低年级的作业本觉得很幼稚；教室的黑板报也是各个班级轮流出版，在黑板报上，可以发现别的班级有人搞“不团结”或“赌博”什么的，觉得很新鲜。
在不读书的另外半天，就会安排一种叫“小小班”的学习形式，邻近的同学集中到一个同学的家里，相对来说，这个同学的家要大一点，学习成绩要好一点；也就是要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教育与居住环境。每个人从家里带个小凳，做自己的功课，要抄或作弊，这时候是最方便的了。大家很快做完功课，就玩各自的游戏，女孩子玩得最多的是一种抛布袋翻麻将牌的游戏，在将小布袋抛起来的一刻，手要将桌上的几个麻将牌翻成一定的花样，再接住布袋；男孩子看小人书，这种小人书都是从弄堂口的小书摊上借来的，2分一本，这时候正好换着看；大概这种连环画都是小人看的，所以都会龌龊兮兮，牛皮纸的封皮，装订得很结实，重新用毛笔写了书名。有一种是蓝隐隐的画面的，不是画出来的，是电影连环画，大多是一些故事片，对没有看过的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补偿。
天气冷了又热了。大家都盼望着每天有一些新鲜的事儿，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于是，一伙一伙的便结成伴，外出闲逛，沿着我们熟悉的弄堂和马路，穿过一个个小书摊，大饼摊，小菜场。生活得到了某种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