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爱心家人”暖“迷途羔羊”

　　消息发布仅几天，报名者上百

　　从上周开始，重庆市未成年人管教所向社会发布了“爱心家人”征集信息，称被选中的志愿者将获得该所颁发的“爱心证”，凭此证可以定期到该所探望结对帮扶的失足青少年，从生活上、思想上对单亲或父母双亡的他们进行帮助。该所吴为民警官介绍，消息发布仅仅几天，来电报名者已有上百人，其中包括退休教师、医生、法律工作者和个体经营者等

　　特殊的报名者：他拥有同样的过去

　　在电话报名“爱心家人”的志愿者中，有一个人让未成年人管教所警官吃了一惊，他就是因抢劫在未成年人管教所服过刑的邱刚（化名）。20岁的邱刚如今在重庆市从事餐饮工作，面对自己的过去，他有些害羞却敢于直面：“我2003年因抢劫罪在这里的第二监区服刑，母亲因此受打击去世，我一直非常内疚。我是过来人，明白在监狱里有人关心是什么样的滋味，也知道这些关心对于改造时的精神意志是多么的重要。我很了解未成年犯的心理，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的经历可以帮助他们。”

　　经过多次会议讨论，警官们达成了共识：邱刚属于偶然罪犯，而且在监狱里改造较好。据追踪了解，邱出狱后也积极生活，目前有正当职业。干警们认为，帮助未成年犯需要以心换心，邱刚在这方面占有优势，对他给予信任，也有利于巩固他此前的改造效果。

　　上午10点，一队身穿蓝色囚服的少年犯被引进“认亲会”现场，邱刚十分认真地注视着这些少年的面庞，并与手中的名单进行对照。在干警安排下，他与李斌（化名）结为“爱心家人”，面对面坐下来交谈。年龄相仿，经历类似，邱刚和李斌很快“找到了感觉”，“今后你就叫我哥吧，别担心出去以后的事，现在好好改造，将来一切都能重新开始……”面对邱刚的诚恳，李斌连连称是。

　　实现与家人吃饭的愿望，他哭了

　　“于2005年6月4日晚伙同他人，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抢劫，抢得人民币1064元和手机2部。2006年1月18日，因犯抢劫罪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在邓川（化名）的“认亲”资料中有着这样的记录。

　　邓川1990年出生在遂宁澎溪县一农户，4岁那年，在陕西打工的父亲死于矿难，4年后，成天打麻将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他从此成为流浪儿童。10岁那年，他曾经偷偷许下一个心愿———能和家人一起吃饭，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无法实现，邓川也与社会不良青年混迹，2005年他第一次抢劫就被捕入狱了。

　　与邓川认亲的是重庆市民刘柯岑，在认亲活动中，她还带来了15岁的儿子孙孟（化名）。今年初二的孙孟说，自己是自愿跟母亲一起来的，自己也希望认一个同龄的失足少年，“很同情他们，想帮助他们”。与同龄少年邓川相比，孙孟显得个头高大、身体强壮。孙孟很努力地试图和邓川沟通，然而气氛似乎稍显尴尬，他们的生活环境迥然不同，孙孟感兴趣的歌星和篮球，邓川一点也不了解。邓川没有上过一天学，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面前这个新认的“兄弟”对话，他稍显吃力。

　　刘柯岑说，自己今后会把邓川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从见面的一刻开始，她就紧紧握着这个身材瘦弱的少年的手。认亲午餐开始了，邓川面前是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土豆烧牛肉、荤豆花，刘柯岑摸着他的头，一边嘘寒问暖，一边给他夹菜：“今后不要拘束，我就是你妈妈。”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母爱的邓川，此时再也忍不住，低头抹起眼泪……

　　晨报对话

　　“如果做不到，没脸去那个阿姨家”

　　经过特批，包括晨报记者在内的5人记者团走进重庆市未成年人管教所大门。大概很久没有这么多“外人”来了，几栋学员宿舍的窗口一下挤满了人，这些略带稚气的脸庞上带着好奇的表情，他们注视着记者进入指定的楼层采访。

　　晨报记者在7楼的接待室见到了刚刚吃完“认亲饭”的李勤（化名）。“昨天知道‘爱心家人’的事，心情很激动，一晚没睡好。今天的见面还是觉得有些意外，与我认亲的阿姨一把抱住我，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李勤老家在重庆梁平城南镇，幼时父母离异，他因此离家出走。“那时候年纪小，体力活干不动，文化程度又不高，找工作不可能。只有和‘兄弟们’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至少有地方住，不用睡在路灯下面挨冻。”2002年12月，他和“兄弟们”出外抢劫，结果被判缓刑。2003年6月20日到22日，他又在梁平县蟠龙公路边用暴力手段实施抢劫，最后被判7年有期徒刑。

　　李勤说自己不愿再提那些黑暗的日子。“我没有家可以回，我曾经很畏惧外面（指管教所外），一出去也许只有又和‘兄弟们’混到一起。今天的事让我很感慨，有人关心我了，我要学点技术，今后自己养活自己。如果做不到，我没脸去那个阿姨家……”

　　征集“爱心家人”行动不是作秀

　　重庆市未成年人管教所所长吴云才提起此次征集“爱心家人”的行动时说：“我们不在乎这是不是全国首次，也不在乎是否为未成年服刑人员找到了干爹干妈。这不是作秀。他们需要的是持续的关注，我们希望‘爱心家人’的行动能落到实处，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本着这种原则，我们对上百名报名者进行了谨慎挑选。教师和法律工作者成为首选，同时考虑到未成年犯刑满释放后的就业问题，愿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爱心市民，也全部入选。”

　　“目前我所的未成年服刑人员有近千人，其中单亲或父母双亡者比率高达1/3。”吴云才介绍，管教所干警为了这些孩子的将来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这种关心和帮助是有局限性的，永远不能满足未成年人对亲情的渴望。因此，我们继续推进‘爱心家人’的尝试，志愿者很快能得到‘接见证’并按规定定期探望这些孩子。同时，我们也要在学员教育改造工作中开拓思路，寻找新的有效途径。”

　　“爱心家人”刘柯岑等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不在乎自己与少年犯接触是否会引起亲人反对，会尽心尽力完成帮助这些服刑孩子的任务，但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出狱之后的出路问题。

　　由于社会传统看法，刑满释放人员长期处于被歧视状态，而单亲、父母双亡的刑满释放少年犯则是这个弱势群体中最应受到关注的———如果能够多一些温暖、多一些提携，尚处于成长期的他们完全能够抛弃旧我，重获新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然而，社会慈善经费的阳光长期远离他们，缺乏培训、就业机会，没有收入来源，为了生计他们惟有再次犯罪，向黑暗的深渊滑落。

　　重庆市未成年人管教所此次征集“爱心家人”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迷途羔羊”的未来。更让人欣慰的是，10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出台暂行办法：对于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人，推荐使用“判后救助专项基金”进行相应帮助。据介绍，“判后救助专项基金”主要来源于社会各界慈善人士的捐款，这是我国法院首次动用慈善经费救助未成年犯。

　　上述司法尝试，符合法制社会建设的客观规律，是针对未成年罪犯“后改造时代”救助体系建设的全新思路。让社会多一个迷途知返的“新人”，少一个铤而走险的罪犯，可谓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