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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如此解读文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4日03:30 舜网-济南时报

王国华　　《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书名没有吸引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是《胡乔木的另一面》和《同饮了一杯酒》。　　前一篇，讲的是不同的人眼中回忆出不同的胡乔木，通过对比，得出结论，他一方面是居高临下，时而言不由衷的政治家；一方面是礼贤下士，爱才惜才的文艺领导。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认为：“士”和“仕”的矛盾一直交织在胡乔木的身上，他“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学者洞开，因为后者一般不会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给同行和下属，因为在一个特殊年代，为了自保，他有时不得不做一些违心之举。　　后一篇，讲的是胡风和乔冠华的故事。二人在重庆时曾有过短暂的亲密阶段，互相引为知己。后来，胡风一直不得志，乔冠华对他避之不及。及至胡风入狱，写信向乔冠华求助，后者马上将原信并附一封解释信送到当时的领导手上。后来，乔冠华自己在政治上栽了跟头，也没人来为他说话。作者说：“‘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相信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能懂，但多少成人，甚至伟人，终其一生，却未能参透其中的奥义，个中缘由，耐人咀嚼。” 　　这两篇文章，我刚读到时觉得还算新鲜，觉得作者魏邦良说得有理有据。但是，读完了整本书，我却越来越怀疑作者。他的引文足够严谨，不存在多少问题。但是由引文总结出来的观点，却让我很不赞同。比如评价胡乔木那篇，他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在哪个文艺领导身上没有出现过？周扬不是这样吗？夏衍、丁玲、刘白羽等等，哪个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哪个又没有为其他文人做过几件好事？我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事迹中截取几个例子，然后得出同样的结论。关于乔冠华那篇尤其小儿科，文人之间的来往简单地归结为因果报应，岂能令人信服？　　我反思，为什么最初读这些东西时会感觉新鲜？那是因为他的例子鲜活，有很多我们甚至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使得结论也跟着生动起来，这说明作者比我们涉猎和关注此方面的内容要多很多，并留心作了记录。作者如果就一事一个片段做出结论，似乎还能自圆其说，但一谈“大义”，就显得牵强了，常常陷入大而无当的自说自话。　　有一种叫做“心灵鸡汤”的文字，在中学生中一度被广泛传阅。这种文章前面讲一个小故事，后面发一段感慨，拔拔高，提炼出个主题。《隐痛与暗疾》中的很多文章，就深得其真传。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解读文人的问题，《隐痛与暗疾》中所讲的，说穿了，就是人际关系那点事。　　人是复杂的，文是复杂的。把文人的关系简化为“人生感悟”和八卦，无论如何都不是正途。这类文章明明不是学问，却戴着文化的帽子，穿着文化人的外衣，拿文化人来说俗事，它显得很有文化，其实反思不了什么。　　《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魏邦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