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且看安徽倒台“县太爷”创下的惊人纪录

　　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判决书最长——达114页；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共计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2006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转自《民主与法制时报》）

　　看了那么多的反腐新闻，每看一次心中就气愤一次，更希望以后不要再看到类似的新闻。可是，在中国官场，惊人相似的贪官一天都没有停止“生产”过，而且还一个比一个厉害，看来光有“气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党和人民是否应该考虑该做点什么呢？

　　看看这位“县太爷”，在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竟然能够创下如此多项纪录，实属不易。至于说是“刷新了多项纪录”，笔者看来，也未必果真如此。而与其他一些大贪、巨贪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第一，判决书还不算最长。单就安徽落马的县委书记一级中，长达114页的判决书绝不是最长。安徽省原巢湖市和县县委书记杨建国一案的判决书达156页，详细记载了杨建国的100余起受贿事实及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情况，每起犯罪事实后列举了大量证据证实杨的罪行。据了解，杨建国案的判决书是我省法院至今为止最长的一份判决。昨天在法庭上，审判长宣读判决书花去了近两个小时，其间不时喝水润嗓子。从15时开始，直至17时才宣判结束。（2006年9月25日安徽商报）真不知，采写上述陈兆丰案件的记者有没有做过调查，便得出了陈案“判决书最长——114页”的结论。再看外省的堪称最长判决书的例子，湖北省武汉中恒消费电子有限公司因一起纷繁复杂的经济纠纷案在湖北省高院一审审结，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书长达163页，字数近10万字，其篇幅之巨创下了湖北省之最（据2005年1月6日新华网湖北频道）。不过，判决书的长短并不能真的说明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法官写判决书，就像写论文一样，讲理的内容越来越多了。换句话说，判决书似乎成了当庭进行道德教育的“活教材”。但是，这样的“活教材”不知能够惊醒多少人？

　　第二，受贿人数和次数也未必最多。1990年，陈兆丰担任定远县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以后，开始了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农业大县长达13年的贪官生涯。在他任职的13年中，定远县的37个乡镇无一不向其行贿。不过，由此就得出“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的结论又显得唐突了。“终审认定，陈兆丰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币283.76万元、美元800元，另外，还有545余万元人民币、美元6996元、港币1.677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虽然从受贿人数、次数以及贿款总额来说，的确是个比较惊人的数字，但是这些是陈兆丰在长达13年的贪官生涯中受贿的总和，平均来说，就显得相对小和少了。而安徽近些年因卖官受贿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中，有的敛财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孙孔文在蒙城县委书记任内，月均卖官受贿竟超过10万元，短短两年多疯狂敛财300多万元。对于陈兆丰来说，“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就显得有点丧心病狂了，但同时也说明了陈的余威是何等的“大”。

　　第三，卖出官帽更谈不上最多。作为一位什么都“说了算”的县委书记，13年“110顶官帽卖出150万”，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什么天文数字，平均每年卖出官帽也不过8、9顶，每顶也不过1万多元。因为在一个县，一般每年都会动一到两次干部，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氛围中，哪个想升迁，不要“在书记身上多下功夫”。而从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安徽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徐波在担任颍上县委书记的3年多时间里，总共卖出了29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售出两顶。也是与陈兆丰不相伯仲的。而安徽省外的四川省南充市原营山县委书记、高坪区委书记、高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毓培于1999年4月至2002年7月，在任营山县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其下属26人以各种名义贿赂的人民币共计70.8万元。平均每顶“官帽”价值近3万元。

　　以上所述，并不是笔者在为贪官陈兆丰开脱罪名，只是觉得在中国官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一把手”成为了腐败重灾区。试想，如果“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体制不改变，不加强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那些通过个人“奋斗”、凭“关系”套来、买来“官帽”的官员，如何去理解“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又如何去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如何去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